1992年，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一经出版便名声大噪。

妻子李红为了和丈夫一起庆祝，远在深圳打工的她特意回了上海。

都说“小别胜新婚”，当李红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时，余秋雨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欣喜。

聪慧的李红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且找到了丈夫对她冷淡的证据。

那是一封情书，是余秋雨写给别的女人的情书。

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邀请过他们夫妇的女演员马兰。

她在82版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唐僧的母亲。

李红看着那封情书里，余秋雨用细腻温情的文笔诉说着对马兰的情意，脑海里便浮现出了马兰那张年轻俊俏的脸。

然而，她只思索了片刻，便把情书放回了原处。

她想做个捂着耳朵的“聋哑人”，假装不知情。

只是，连这夫妻间最后的一点默契，余秋雨都不想配合她，毫不留情提出了离婚。

外界都说余秋雨是负心汉，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偶像剧般的恋爱

经历过背叛的人，大概都能理解李红看到那封情书时的心情。

因为同样的情书，同样充满爱意的诗句，李红也曾收到过。

而她和余秋雨的相遇，简直比偶像剧还要偶像剧。

李红出生于1951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她的一生，就是生不逢时。

虽然父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李红的教育，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任何一个家庭都很难幸免于难。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李红被迫上山下乡，而她的大学梦、她想成为艺术家的理想也硬生生被打破。

不过，即使被命运捉弄，李红骨子里那股韧劲仍然没有消失。

1974年，她回到上海后，心中对戏剧和舞台的向往，让她义无反顾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当时，她一边在棉纺厂工作，一边努力学习戏剧理论知识和表演。

为了拿到单位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她既要努力工作，又要找时间学习。为了获得领导认可，她还多次在单位的文艺活动中积极表现，得到了棉纺厂工人的一致好评。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落在了李红身上，她被推荐参加了上海青年话剧团的临时演员，后来，她自然而然被单位推荐，成功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李红和自己的梦想只差一纸录取通知书，为了在文化课考试中夺得名次，李红下班后就努力温习功课，通宵成了家常便饭。

20多岁的李红，朝气蓬勃，不怕吃苦，再加上有梦想加持，她浑身都充满了干劲。

终于，成绩下来了，李红的成绩名列前茅。

她以为自己终于实现了梦想，安心在家等录取通知书，可左等右等，直到招生结束了，李红也没等来上海戏剧学院的通行证。

她去学校一问，顿时傻了眼：学校以政审不过关，拒绝录取她。

付出了这么多，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李红气不过，跑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处，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公道自然没讨到，却讨来了爱情。

招生处的几位老师里，赫然坐着28岁的余秋雨。

看着面前勇敢为自己要说法的美丽女孩，余秋雨的整个世界都亮了。

李红走出招生办公室后，他毫不犹豫追了出去。

他告诉李红，自己可以帮她争取一下。

可政策怎么会因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年轻老师而改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无疾而终。

不过，两人却因此而认识，逐渐熟络起来。

余秋雨了解到，李红虽然是棉纺厂工人，但她对文学、对艺术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时候她的一些想法连他这个正牌大学老师都自愧不如。

余秋雨对这个美丽勇敢、永不服输的姑娘深深打动，他经常给李红写信，畅谈文学和艺术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慕。

文字本身带有的温柔和浪漫，对没能上成大学的李红有种特殊的魔力。

读着余秋雨的一封封情书，李红很快就沦陷了。

她为余秋雨身上的儒雅气质深深着迷，开始给余秋雨写回信。

渐渐地，两人开始互诉衷肠，精神的高度契合，让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余秋雨经常送李红上下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李红父母那里。

得知女儿在和一名大学老师谈恋爱，父母却明确提出了反对。

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

大学老师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李红父母为何不同意呢？

原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从事文学文字工作很容易被波及，李红父母过怕了那样的日子，不愿女儿再受罪，所以才提出了反对意见。

而这时的李红正处在热恋中，这点挫折对她来说根本无足轻重，她不顾父母反对也要和余秋雨在一起。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父母拗得过儿女的，5年后，父母见李红如此坚定，终于默认了两人的关系，并要求他们尽快结婚。

这一年，李红28岁，余秋雨31岁。

婚后，两人在上海大连路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爱巢，过起了甜蜜的二人世界。

为了让余秋雨安心创作，李红几乎包揽了家中所有家务，余秋雨对此十分感激妻子，两人感情更加坚若磐石。

在妻子李红的支持下，余秋雨相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等著作，除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生活上，两人也孕育了爱情的结晶。

1984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1985年，余秋雨就被评为教授。

所谓“夫妻合心，其利断金”，两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没过几年，余秋雨又相继升职，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市委咨询顾问、上海十大高教精英，各种名誉和头衔加注在余秋雨一个人身上。

事业顺遂，家庭美满，李红庆幸，上天没让她上成大学，却让她遇到了一个好丈夫。

可是，李红还没细细体味其中的幸福，打击便接踵而来。

余秋雨被查出患了肝炎，而他也因为各种原因被停职了。

又要照顾家里，又要帮丈夫四处求医问药，家里的经济负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而如今能背负这负担的，只有李红一个人。

为了给丈夫治病，也为了让这个家继续维持下去，李红做出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和棉纺厂的同事一起南下，去深圳打工。

到了深圳，李红每个月除了给自己留下几十块钱的吃饭钱，剩下的工资全都寄给了丈夫。

而在家里的余秋雨和女儿，则住在丈母娘家里，为了方便他创作，李红的父母还专门为他建了一间小房子。

为了节省一点钱，李红好几年都没回家。

刚来深圳的时候，她还和余秋雨频繁通信，遥寄相思。可时间长了，两人通信的次数便越来越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每天下了晚班，趁着月光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时，李红都会想起这句诗。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李红寄回家的生活费撑起了这个家，余秋雨的肝炎也慢慢好了。

1992年，余秋雨创作的《文化苦旅》出版后名声大噪，读到书中写的那句“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时，李红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么多年了，他们这一家人也该团聚了。

然而，当她回到家，回到余秋雨身边时，却发现一切和自己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细心的李红很快发现了端倪，她在丈夫的书房发现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封情书。

情书是写给一个叫马兰的女人的。

李红猛然想起，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被马兰邀请，去看她参演的《遥指杏花村》。

当时，马兰就表现得对余秋雨极其崇拜，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和文艺界的女演员有交集，这在李红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如今看着丈夫写给马兰的情书，文笔更加细腻，表达也更丰满，字里行间更是充满了浓情蜜意……

李红看不下去了，因为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双眼。

痛哭之后，她将信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然而，这时候，余秋雨却主动提了出来。

男人的爱情观

“信你既然看了，我也不再掩饰了”，停顿了一下，余秋雨直接说道，“我们离婚吧！”

没多久，余秋雨就将离婚协议书送到了李红面前。

回想他们一路走来，5年恋爱、14年婚姻生活，最终却换来一纸离婚协议，李红哀莫大于心死，她喃喃自语：“百无一用是情深，百无一用是情深啊！”

随后，她像当初果决的和余秋雨在一起那样，如今面对一份变质的、无法挽留的爱，她一样手起刀落，干脆利落，斩断了这段情。

除了女儿的抚养权，她没有任何要求。

连余秋雨都惊讶，李红会这么快在协议上签字。

余秋雨满是愧疚，他告诉李红，女儿的抚养费他会按时出，未来女儿结婚的嫁妆他也会负责，生活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他。

这在余秋雨看来是“情”的举动，在李红眼里，却是他应该做的。女儿也是他的女儿，他应该负起责任。

至于李红自己，以她的个性和为人处世，即使再难，她应该也不会成为打扰余秋雨和马兰的“第三者”吧！

和李红离婚3个月后，余秋雨就迎娶了比自己小16岁的马兰。

彼时，已经靠《文化苦旅》大火的余秋雨再次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只不过这一次，是对他个人生活的非议。

有人说他成名后忘乎所以了，有人说他是抛妻弃女的负心汉，一时间，各种质疑和谩骂都向他席卷而来。

无数人充满好奇，余秋雨和马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马兰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拆散了余秋雨和相濡以沫19年的发妻？

说来老天真是不公平，明明都同样怀有舞台梦，马兰却比李红幸运太多。

1962年出生于安徽太湖戏曲世家的马兰，从小受父母影响，对黄梅戏情有独钟。

扎实的功底，纯熟的唱功，让马兰顺利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工作。

后来，电视剧《西游记》到各地选角，长相秀丽的马兰被成功选中，出演剧中“唐僧的母亲”。

《西游记》大火后，马兰也随之出名了。

1981年，她被邀请参加当地电视台的元旦晚会，演出《龙女情》。

1984年，马兰顺利登上央视舞台，参加了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22岁的她丝毫不怯场，完美演绎了经典黄梅戏《女驸马》。

一部《龙女情》，一部《女驸马》，奠定了马兰的演绎事业，她开始到处各地演出。

有一天，余秋雨就接到了马兰的电话，电话里，她向余秋雨表达了自己的崇拜，并邀请他和妻子一起去观看她在上海演出的《遥指杏花村》。

演出结束后，看到余秋雨，人美嘴甜的马兰对余秋雨一顿夸耀，她原来以为余秋雨是五六十岁的老头，没想到这么年轻。

实际上，余秋雨当时也已经40岁了，虽然不算年老，但也不算年轻了。

而余秋雨却因马兰的这一番话，对马兰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两人便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愫，随着后来李红前往深圳打工，和余秋雨聚少离多，给他和马兰培养感情提供了温床，两人很快便确立了关系。

和余秋雨结婚后，马兰便选择了息影。面对外人的诋毁，她也不予理睬。

余秋雨下班后，两人便手拉手去买菜做饭，闲下来的时候，两人便窝在家里看看书，交流一下对戏剧的心得体会。

不过，两人对流言的漠然视之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看法，相反，人们对从不发言从不诋毁的李红充满了好感，认为她才是“完美的妻子”。

事实上，无论生活还是爱情，李红都是承受最多的那个人。

正如余秋雨在书中写的，“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道理谁都懂，只是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