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如何评价余秋雨）_秋雨_文化_李白

本文目录

• 如何评价余秋雨
• “三曹”里，谁的文学成就最高
•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什么意思
•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真的是李白的平生之志吗
• 为什么时代和科技在进步，但文学在退步
• 唐诗宋词里为什么有很多送别诗，写得那么真情
• 哪位老师给评述一下巜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如何评价余秋雨

谢谢邀请。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坦诚地讲，做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和如今的文学中年，我是受到过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浸染的。对于余先生的博学和余先生在文化上的高深造诣和著作等身的建树以及余先生的文采口才，我是怀着十二分的钦敬的。有拙诗可以见证：“秋雨才气干云天，锦绣文章人称羡。散文游记最叫绝，《文化苦旅》广为传。学界大咖不虚谈，通古晓今有实篇。风度儒雅大家范，书生意气眉宇间……”。

做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化名人，余秋雨发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苦旅》是他文化创作上的一个巅峰，也是一部融合其文化睿智文化思考和人生体验的经典之作。该作品一经发表立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很多文人学者和大学生争相传颂并以一睹先睹为快事，甚至一度曾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至于在报刊杂志文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文化苦旅》的评论文章更是连篇累牍，难以计数。之后不久，余秋雨又做为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主评委频频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黄金时段，一时间人气飙升，名声大噪。等等这些，给余秋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极大荣光。

然而，好景不长，没出几年，余秋雨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诟病，渐渐淡出了文娱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怎么回事呢？众说纷纭。我分析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获得盛名后的“傲”与“飘”。

发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苦旅》是余秋雨众多作品中的扛鼎之作，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青歌大赛主评委的频频“爆光”又使余秋雨迅速成为知名度颇高的文化“明星”，这可以说是余秋雨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是，盛名之后的余秋雨不知是个性使然，还是“返朴归真”，反正是没有敛住过盛的锋芒，俨然以“中华文化第一人”自居，倨傲不谦，派头十足，常常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甚至目中无人的很不舒服的感觉。本来，“文人相轻”就是文化圈里一个相袭已久的痼疾陋习；本来，就有不少人对余秋雨的“爆红”很不服气；本来，就有很多的羡慕嫉妒恨。而盛名后的余秋雨又如此“骄狂自大，笑傲江湖”，自然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口诛笔伐了。

二，青歌大赛上的“炫”与“酸”。

曾经两年一届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是从全国范围内发现和选拔青年歌唱人才的重要赛事和平台，也是全国观众的文艺盛筵。余秋雨被聘为青歌大赛主评委，负责歌手文化知识的考核答辩。余秋雨的学识和声望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似乎忽略了青歌大赛重在“歌”，文化知识只是对歌手的一个综合评估和考量，结果他给歌手们出了一道道相对高深的“文化难题”，甚至有些题竟然艰涩到连专业文化人士都“愧不能答”。而且余秋雨每每在解题中总是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滔滔大论，难免给人一种借机炫耀自己学问高深之嫌。在文化人看来，余秋雨是在显摆，是故作深沉，故弄玄虚。在参赛歌手看来，余评委是在为难他(她)们，在很多观众看来，余老师做的有些过了，是迂腐或者说是“酸”等等。可以肯定，余秋雨对青歌大赛评委这个兼职很是尽心尽责的，也很投入，但也许是不得要领吧，总之，他是付出了很多，效果却是不尽人意。

三，婚姻传闻中的贬与损

余秋雨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变就传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里暂且不表。第二段婚姻是跟马兰结为伉俪。大家知道，余秋雨是文化界名流和大家，气度不凡。马兰同样是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当年安徽黄梅戏的当家花旦，是集戏、歌、舞和影视表演于一身的大才女，而且貌美如花，气质高雅。马兰当年嫁给大自己近二十岁的余秋雨也曾引起过一番轰动。祝贺者有之，赞许者有之，唏嘘者有之，为马兰惋惜者也有之。笔者曾写诗赞道：

“春风轻拂兰花艳，金曲绕梁送宛转。《西游记》里美煞眼，《张玉良传》含幽怨。影视戏曲都能演，风情万种人人赞。最叫好是黄梅戏，红遍江北又江南。秋雨潇潇随风潜，兰叶花香无须掩。珠联璧合成百年，道是一对好姻缘”。

余秋雨和马兰结为伉俪后，有一段时间也不断听到这对夫妇如何恩爱体贴的传闻。但是多年以后，忽然传出余秋雨又喜欢上一年轻女子欲与马兰分手的绯闻，众口铄金，对余秋雨的贬损更是接踵而至。然而又是几年过去了，余秋雨和马兰还是好好的两口子。

笔者以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有个性。对于余秋雨的诟病，有些可能是余秋雨的美中不足，有些可能是余秋雨的性格和性情使然。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余秋雨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大学问家，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缺憾和疏乎失误。我觉得，余先生的作品给人们带来那么多的人生感悟和美的享受，这才是最重要的。

“三曹”里，谁的文学成就最高

三曹都是那个时代文学又其是诗歌的代表，就个人见解：文学水平曹植最高，尤其是《洛神赋》，惊天地、泣鬼神；就豪迈大气还是曹操，尤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个人更喜曹操的豪迈。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什么意思

意思说：文章的变化受到客观情势的影响，它的兴衰受到时代发展的制约。

刘勰认为，诗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的发展和时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文章的变化受到客观情势的影响，它的兴衰受到时代发展的制约。不同时代的诗文，有不同的面貌和特色。陶唐、有虞时代，由于“德盛化钧”、“政阜民暇”，所以出现了“心乐而声泰”的作品。汉末魏初，以及魏代汉，晋谋代魏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当权者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士大夫消极避世，崇尚清淡，造成玄学的兴起。到了东晋，清淡玄理之风更加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坛遂逐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写诗必定宣传老子的观点。

作赋像是给《庄子》加注一样，其代表诗人孙绰、许询等人的作品，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时期，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条件下，则产生了“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优秀作品。“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了诗文创作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刘勰文学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真的是李白的平生之志吗

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侠客行》中。李白这首《侠客行》抒发了他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李白高度概括了排忧解难、不图名利、讲义气、重承诺的高尚情操。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交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天宝元年（742），李白已四十二岁，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他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激情洋溢的七言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最大的愿望是从政，而不是作诗。他要做宰相，要做皇帝的辅弼之臣，就会天下太平。他经常行侠仗义，做好事不留名。李白身怀奇才，地方官慕他才华，邀请他做官，而他胸怀大志，拒绝做地方官。他家很富裕，经常济世扶贫。

综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李白的生平之志。

为什么时代和科技在进步，但文学在退步

时代在进步，可人的信仰丢了，道德滑坡了。

科技进步了，可假冒伪劣质量低劣不耐用的东西多了。

文学退步了，是因人心浮躁，功利思想作祟，网络快餐文化泛滥成灾了。

唐诗宋词里为什么有很多送别诗，写得那么真情

古人爱写送别的诗词，从军，赶考，赴任，游学等等，甚至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分别，也要写一首，或者数首诗词（比如，你找到新工作了，咱俩喝了一顿大酒庆祝了一下，然后你第二天就上班了）来表达心中的感情。这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古代通讯不发达，传递信息非常困难，今朝一旦分别，你我叙旧之日就会遥遥无期。大家都清楚，坐在一起开心地聊，远比打电话，视频聊，发邮件要亲切的多，何况古人还只能是写信呢（写信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收到）？

二、古代交通不发达，想要和友人相聚，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山高路远，道路崎岖，真要启程了，那也只能是坐马车，牛车，颠簸数日，甚至数月，苦不堪言。不像现在的牛人，说聚就聚，天南海北，国内国外，飞机，高铁?，说到就到！

三、古代社会多是兵荒马乱，动荡不定。或许今次的别离就是生离死别，你我再无相会之期，相见之日。这怎么能不叫人伤感，动情呢？

所以，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就催生出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表达离别的诗词。

哪位老师给评述一下巜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刘勰和《文心雕龙》

南齐未年的一天，街上有位叫沈约的大官经过，车骑相随，前呼后拥，百姓们纷纷避让。但有一个身背包袱的三十几岁的货郎不仅不退，反而故意横闯大路。侍从把他带到沈约面前，货郎不慌不忙地解下包袱，取出一部书稿献了上去。原来，沈约是当时声望很大的文坛领袖，凡经他赏识和推荐的作品，在社会上就价值倍增，不胫而走。这个“货郎”叫刘勰，字彦和，是一个当了和尚的破落士族出身的读书人，这部书稿是他苦读了十几年书才写成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由于沈约的赏识和积极推荐，从此，刘勰还俗做了“东宫通事舍人”一类的小官，还参与昭明太子肖统《文选》的编纂工作。晚年重新出家当和尚，法名慧地。

齐梁时代文坛有三大派：一是“新变”派，弄月吟风，寄情声色，形成了绮靡纤艳的不良文风；一是“复古”派，固守传统，食古不化，同样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一是“通变”派，主张“参古定法，望今制奇”，强调文质并茂，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就是“变通派”理论的代表作。它在反对当时“新变”与“复古”两种不良倾向、促进文学发展方面是有贡献的。它规模宏大，体系严宻，剖理精当，分析具体。是我国古典文论中的伟大著作。

《文心雕龙》全书十卷，分上、下编，共五十篇，约三万七八千字，可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从《原道》到《辨骚》共五篇是总论，探讨文学的性质等问题，是全书的“枢纽”。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是文体论，总结各种文体具体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神思》到《总术》共十九篇是创作论，这是书中最精彩的核心部分，从创作过程、作家个性和风格、艺术技巧到声律诸问题，都作了深入而具体的探索。从《时序》到《程器》共五篇是批评论，从不同角度对过去的文学发展及其优缺点加以具体批评，同时又探讨了批评的方法。最后《序志》一篇，实际上是全书的序言，说明写作动机及部署安排。书中充满了辩证法因素，常常突破传统的局限，比较正确地总结了文学的艺术规律。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