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西汉由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一部博采众长的著作。它长期被当做较纯粹的学术著作来理解，也着重于理解它的哲学思想，而常常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个中原因一则大概是因为该著本身的杂和繁；二则大概在于著作和著者在当时本就是以非主流的面貌出现，且恰在董仲舒开具儒学之一统天下的大格局之前，所以是落幕之言，也是落后之论。但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仍应被我们关注。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的一派政治声音，而且还不至于曲高和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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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淮南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

由战国后期发展起来的“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到汉代已成为学者的基本共识并指导或影响着政治实践的进程。

汉代的政治虽然总有一股集权的趋势，汉代君主从刘邦开始也一直有一种“家天下”的愿望，并且也不乏一番努力，但政治意识、政治共识乃至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规律却又总是在相与较量，不肯与之同流。

刘安的《淮南子》同样表达出了这种思想和意识。

《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到：“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如尧一般的圣人明君执政着眼于社稷的公利，而非觊觎民财、与民争私利，才得安守其位、富有天下。

《淮南子·修务训》中更进一步讲到：“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智而不以相救，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君主的拥立，君权的确立，不是为了满足君主自身的私欲，而是要矫正恃强凌弱这种富贵贫弱间的不公平、不平等，要建立和维护和平、公正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总之君主和君权是要服务公的政治目的才得以成立。

“所以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淮南子·兵略训》）如果君主不能履行他的政治责任，而是秉一己私意，为一己私利，导致“攘天下，害百姓”，那么就丧失了其政治合法性，“此大伦之不取也”。（《淮南子·兵略训》）并且也必须要让位于人，如此其价值相对性的意味更为明确。

略为遗憾的是，基于《淮南子》特殊的成书背景，比之于之前和之后的政治言论，它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天下为公”这样的口号。

但毕竟是站在人民性立场上的发论，政治仅具有价值的相对性，它起源于人民的需要，以服务人民的福祉为其合法性根据，而不可一意为私，一意为君，这无疑在当时是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针对汉朝特别是武帝当朝之专制加重的反对。

02

《淮南子》的“君臣异道”理论

《淮南子》推崇道家，这是有历史定论的，特别是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被认为是代表了汉初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政治舆论风尚。

此论恐只说对了一半，汉初的“无为而治”其实算不上什么新格局，它只是在沿袭秦制的基础上做到了不折腾，比如曹参为相只是“萧规曹随”的守旧和因循，而秦制未见缓，严刑未见驰，峻法未见宽。

但《淮南子》推崇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无为而有所为”之治。

“主道圆者，运转而无方，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相使也。”（《淮南子·主术训》）

由此，君和臣各有其位，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和职权，君主有着崇高而神圣的政治地位，但并不应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只需要按部就班的表彰其至高地位；大臣则需要明确职责，谋断政务，行使具体的行政职权并承担政治责任，这就是“君臣异道”理论。

不仅如此，“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淮南子·主术训》）君主如果不守其位，僭越了大臣的地位，侵犯了大臣的职权，政治便将崩坏，如果大臣们丧失了政治性的公共职权，只沦为君主的私人家奴，以无条件的取悦满足君主私欲而自保，如此君主也需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引发改朝换代的大动荡。

所以，所谓“无为”，是君主的无为，而所谓“有为”，是大臣的有为。

《淮南子》的“君臣异道”理论把君权视为至上至高的，但并不是实际上绝对和无限的，君权也有它的范围和边界，与大臣的行政权力相互独立，相互约束。这实际上已近乎“虚君”的思想，要求君主“垂拱而治”而不参与实际政治，也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

03

《淮南子》对法家的继承与批判

西汉承袭秦制，以法治国，一时以刑名为显学，刑罚严苛，酷吏盛行。而这种政治形态的理论基础就是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对这种法家意识形态的治理，有继承更有批判，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继承的是法家的长处，批判的也正是法家的短处。

一方面，《淮南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法家思想，并且着重从“无为而有所为”的角度强调法的普遍性和稳定性：

“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淮南子·主术训》）这是对法律的内容品格和客观价值的表彰，同时也与其“君臣异道”理论一脉相承，强调法的客观性以排除人的主观恣意的干扰。

另一方面，《淮南子》也在批判法家的基础上创建性地阐发出其对法治的独特理解：

“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淮南子·主术训》）强调立法的目的和根据是在于“众适”，就是在于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先秦法家所未曾阐发过的思想。

不仅如此，“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并且“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淮南子·主术训》）这是《淮南子》对它的抑君理论所作的更直接的表述，也是对先秦法家的法自君出的理论的反对，法以礼义为其正当性依据和适当性标准，君主也要受其约束，不可恣意擅断。

所以这已经是在做实质主义法治的表述了，因为一是法律要约束和限制统治者，并且主要是规范政治权力；二是法的正当性基础不仅源于形式上的立法权力和政治权威，更应根植于人民心中礼义的理念共识。

这样的思想不仅是《淮南子》之前所从未有过的，之后以至近代以前也都乏来者。

04

《淮南子》的反统一思想

如果说前述的这些《淮南子》的政治思想理论尚与主流思潮和进步思想相去不远，那么它反统一思想应该说就比较边缘化了，或者说是代表了反历史趋势的落后思想。

因为汉代立朝伊始的分封制度给政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动荡，所以自汉初以来，主流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思想都是崇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并且因其契合了帝王的专制倾向，此种主流也在政治上得势，或者反过来说因其在政治上得势才得成为主流。

但无论如何，《淮南子》的反统一思想在后世看来都是反潮流、反历史的，但其合理性及其理论价值却不能仅以政治上的得失来衡量。

《淮南子·齐俗训》的反统一思想首先是从哲学上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各用之于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万物不能等量齐观平等视之，都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也都有适应其各自特点的方法论。

同理推之，在现实政治中，同样的：“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淮南子·泰族训》）所以政治也要尊重区域性、地方性，而反对“道一风同”政治统一理念。

《淮南子·齐俗训》对政治统一也不乏更直接的反对：“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

更至于“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淮南子·齐俗训》）就是对政治统一论直白鲜明的挑战了。

《淮南子》的反统一虽然说未必代表的进步势力，但它所陈述的观点却不是一无是处的。

因为它首先是站在反秦制的立场上发论：秦制的统大一统是赖于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是赖于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民间社会治理的彻底瓦解，所以秦制追求的是政治统治全方位的细密化，政治权力全社会的无限化，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最大化，这是一套军国主义的政治方略。

而汉代之政治统一也绝不是对秦制的复原，而是在消灭分封制的同时，政治的权力触角也有所克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维护地方的自由发展，恢复三代时形成的乡村宗法治理秩序。

并且从此以后直至民国，中国的乡村治理一直是建立在宗法家长制上的民间自治形式，“皇权不下县”实际上形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绵延千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承认《淮南子》中反对统一思想在历史上积极的一面。

05

余论

当是时，据说刘安招募宾客数千人云集寿春（今安徽寿县），纵古论今、开坛设学、著书立说，把远离首都的江淮之地一时竟打造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而刘安本人前期也常入朝对谈，襄助政治，他与他的团队也不完全算是在野的“民间智库”。

可到了后期武帝亲政，集权加重，刘安的学术集团就成了汉王朝中央必须要夺回的意识形态阵地，在当时的政治大转向中，终于“人亡书废”。

参考文献

【1】赵宗乙.淮南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3】钱 穆.国史大纲.北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4】王志林.秦汉杂家道法思想述论[J].法学杂志.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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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塞翁失马、嫦娥奔月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是出自2000多年前的古书《淮南子》。

西汉初年，在今天的安徽八公山下，淮南王刘安与门客一起编撰这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跨越千年时光，淮南子文化代代相传，如今的八公山下，如何继承传播其思想精华，再次成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2005年起，历时十年研讨，安徽淮南成为全国淮南子文化研究的中心。2014年，植根于此的动画《淮南子传奇》制作完成，作为中国第一部国学系列动画片，创新形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它，先后斩获七个国家级大奖。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淮南子文化的研习者们对这部经典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