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泣血的映山红_林场_重庆_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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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7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妻子上街采购了一大批年货回家,晚上儿子夫妇俩将带着我那乖巧的小孙女回家团年。

路过三峡广场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叫我:“孟华哥!”我循声回头看去,叫我的人是一个老妇人。只见她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上挎着一个大塑料袋,活脱脱一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

我怀疑她认错了人,但她分明叫出了我的名字。她见我愣愣地看着她,脸上立刻现出凄楚的神情,低下头说:“你真的认不出我了?我是李玉英……”李玉英?这名字好熟!

我拼命在大脑里翻动着记忆,几秒钟就定格:“啊,你是李玉英……”她欣喜地点点头,尽管眼角挂着泪珠。

可我印象中的李玉英绝不是这个样子。

四十多年前,我家和她家同住在沙坪坝一条老街上。我和她的大哥李志强是初中同班同学,1961年我升入高中后,她也来到这个学校读初一。那时的她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皮肤白皙,身材匀称,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脸上常带着微笑。

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组织的新年文艺演出中,她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舞蹈中表演孔雀舞,曼妙的舞姿轰动全校,后来大家就叫她“孔雀公主”。她也很想将来能在这方面得到深造,走上正式的舞台。

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击碎了她的美丽愿望。

她不幸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

她的父亲是归国华侨,“抗战”时从新加坡回国效力,出资开了一家小糖果厂,生产糖果糕点出售。如果是现在,他肯定会被列入民营企业家的行列,没准儿还会被推荐当上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可惜那是国民党时代。

解放后,她父亲因雇有十多名工人,被定为资本家,厂子也在1956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被公私合营了。从此以后,她家就每况愈下。她父亲仍在厂里上班,每月有四十几元工资(这工资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都没再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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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母亲在街道运输队拉板车送货,每月没有固定收入。靠这点工资要抚养李玉英兄妹六人是很艰难的。

大哥李志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尽管成绩优异,仍放弃继续升学将来报考大学的机会,去读不收学费的重庆煤校。在严厉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1963年,他还没毕业就被赶出学校,发配到重庆松藻煤矿去当挖煤工。

但和后来陆续下乡当知青的弟妹相比,他又无疑算最幸运的。

1964年,李玉英初中毕业,因父亲是资本家,她自然不能继续升学。戴着“资本家”、“特嫌”、“里通外国”头衔的父母,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批斗,早已成惊弓之鸟。

街道刚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就赶快替女儿报了名,根本没考虑女儿此去面临的凶险。李玉英于是同年9月上山下乡去了地处大巴山区的通江县社办林场落户。

她是一个温柔孝顺的女孩子,理解父母的难处,到农村去好歹可以使家里少一个吃饭的人,让不堪重负的父母能松一口气。

我和弟弟在1964年高中和初中毕业时,因父亲是历史Fan革命分子也双双失学。

为让我留下照顾母亲,弟弟于当年9月去了巴中县社办林场落户。但街道上的干部并没因此放过我,仍天天上门纠缠动员,实在待不住,我也在1965年5月下乡到通江县社办林场。

临行前,李志强闻讯赶来为我送行,他嘱咐我有机会关照一下李玉英,说她性格柔弱,容易被人欺负。

我满口答应。到通江县后,才知道我所在的林场离李玉英很远,况且大巴山区交通极其落后,我连见她一面都不可能,“关照”更无从说起,真是愧对朋友的叮嘱。

1966年5月,“WG”狂飙发难,不久就波及到大巴山。当年满怀豪情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理想和信念早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大家想的是怎样早日离开农村,回家和亲人团聚,于是喊出了“砸烂社办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也起来造反了。

1967年5月初,通江县各社办林场派代表到县城开会,协商如何统一行动,决定林场的去留命运。

我当时是林场的团支部书记,受全场知青的委托出席了会议。会后,因造反派夺权,交通瘫痪,我们一行人决定结伴走回林场。我所在的林场距离县城近百里山路,要两头黑走整整一天,但还不算最远的。

清晨天未亮,我们在县城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毛浴河边。为了节省每人五分钱的摆渡费,有人提议游过去,大家欣然同意。于是各自把衣裤脱光,裹成一团顶在头上,先后跳入河中。

初夏时分,毛浴河水还冰凉激人。我的水性本来不错,可能因为走热了突然被河水一激,再加上没吃午饭,游过大半便眼前慢慢发黑,四肢发软,身子往下沉。我情知不妙,挣扎着大声呼救。

众人慌忙向我游来,七手八脚架着我赶快向岸边游去。好不容易脚踩到了沙滩,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已经躺在床上,有人说:“好了,好了,他醒过来了!”我睁眼一看,众人围在床边,一个很面熟的女孩子正笑盈盈地望着我。

“孟华哥,你终于醒了,可把我们吓死了!”那女孩说。

我这才认出她是李玉英,三年未见面,她出落得更漂亮了。

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我,上岸后我就昏迷不醒,撑渡船的老汉说我是发了急痧,要赶快找医生看。但这里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到哪里找医生?

大家商议后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林场落脚再说,于是众人轮流背着我到了李玉英所在的林场。玉英是林场的卫生员,略懂医术,她急忙用铜钱沾上菜油在我背上刮痧,又喂我吃了“十滴水”,我这才醒来。

这时大家饥肠辘辘,玉英他们赶快煮饭给大家吃。饭后,众人急着赶路,我本想跟着走,但玉英坚决阻拦,说我没有完全康复,还要好好休息。我也自觉头晕,决定第二天再走。

这天下午,玉英一直在床边陪我。在摆谈中,我知道这个林场的知青全是同校的高、初中毕业生,也几乎全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大家平时团结和睦,亲如兄妹。我听后也放了心。

当时林场很多知青都趁乱回重庆了,我问她怎么没回去。她说在这里种粮种菜,好歹有饭吃,回去反而增添父母负担,再说回去有什么用?她这样体贴父母真让我感动。

第二天上午,我去向她告别。她和另三个女孩住一间屋。走进她的寝室,只见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张木板拼成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一码书,全是初中的数理化等课本。

我问她:“你现在还看这些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桌子当中一个玻璃瓶里插着一枝正开得繁茂的映山红,花儿红得耀眼,花瓣上还挂着水珠,显然受到主人精心呵护。

玉英知道我要走,说:“你没来过这里,路不熟,我送送你。”我先推辞,后见她执意要送,只好同意。

我俩沿着山间小路向山顶爬去。在山腰一块平地上有一所村小,孩子们正在上课。

玉英停住脚步,凝神望着,充满向往地对我说:“我经常来这里……如果我能在这里当一名小学教师,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该多好啊!”难怪她一直在复习功课!依她的性格,我想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女教师,但这可能吗?

她又问我:“孟华哥,你说我们真的要在大巴山当一辈子农民吗?”我无法给她准确的回答,因为政府当初动员我们到山区安家落户,恐怕就没准备再让我们回城市,我们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只好安慰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大巴山有一万多知青,政府总得考虑我们的出路。”

走上山顶,这里少有人来,遍坡的映山红在朝阳的照射下一片火红。玉英说:“我就不送你了。你看,翻过前面那两座大山就是你们林场了。孟华哥,你多保重!”说着她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张烙饼,叫我带上饿了吃。这姑娘真细心,我从心里感谢她,也祝福她。

我走了很远后回头望,在初升的朝阳映衬下,还见她站在映山红丛中向我挥手,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从那时起我没再见过她,后来回重庆见到她大哥李志强,才知道她远嫁到河南省去了。

那时社办林场被解散,知青们分散插队落户,很多知青结婚真的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了。不少女知青千方百计想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只要男方有工作有工资,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不管对方是跛子瘸子,一嫁了之。至于婚姻幸不幸福,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今天在这里遇见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过得一定不妙。

我和妻子邀请她到家里去,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我家客厅里,我仔细问起她这40年来的经历,她沉默一会儿后竟失声痛哭起来。

我不知所措,妻子示意让她哭,一个人受的痛苦太多,哭出来才好受些。

哭了好一阵,她才断断续续讲了这40年的经历。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历史,我今天如实把它记录下来,只为后人能客观地评论那个时代。

以下是她的讲述:

1969年初,林场要撤销了,知青们都在联系各自要去的生产队。一天晚上,同林场的男知青王旭悄悄找到我,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就跑了。

王旭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重庆某大学的教授,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王旭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可是初中毕业时也没考上高中。

他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平时和女孩说话都要脸红,今天给我塞纸条不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我进屋在煤油灯下打开纸条,上写“玉英:要下队了,我俩交朋友吧,你同不同意?”纸条没有落名。

我第一次收到男孩子求爱的纸条,脸一下就红了。我知道王旭是很不错的男孩子,忠厚善良,家庭教育很好,就是书呆子气很重。

我拿不定主意,马上写信回家告诉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家里很快回信严厉制止我和王旭谈恋爱,说两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将来孩子怎么办?他们要我赶快回重庆,他们已经给我物色了对象。

第二天,我找到王旭,把父母的回信拿给他看,委婉地拒绝了他。王旭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把信还给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为此我后悔了一生!

回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家里就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客人。他个子高大,看起来很富态,身穿一件蓝色中山服,说一口普通话,一看就是国家干部样。他带来了不少礼物,有腊肉、香肠、白糖等当时要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

妈妈喜笑颜开,热情地招呼他进屋坐。凭着少女特有的敏感,我知道这人肯定和我的婚姻有关。

来人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四川省财政厅宣传处处长,南下干部,老家在河南省沈丘县,此次来重庆是专为弟弟娶媳妇相亲。他的姨妹和我父亲同在糖果厂工作,就向他介绍了我,今天按照北方风俗特地上女方家送聘礼。

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步不慎,带来的将是人生悲剧。我不愿意就这样草率地把自己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我把母亲悄悄叫到屋外,告诉了我的想法。

她又气又急地说:“人家出身是贫农,他大哥是国家干部,条件那样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再说你快满21岁了,也该出嫁了。你下面还有四个弟妹要靠我和你爸抚养,你现在这么大了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只有嫁人这条路,你好好想想……”

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一角多钱,我一天最多挣七分工,也就是说劳动一天得不到一角钱。如何养活自己?我心里矛盾极了。

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讲他弟弟忠厚老实,个子和他差不多,家里条件很好,绝不会让我吃亏。他许诺我和他弟弟结婚后,一定设法给我安排工作。

他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能有个正式工作,每月发工资,这是当时每个知青心中最大的祈求。我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条件: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不满意要允许我回来。那人满口答应,拍着胸膛说先去看一个月,不习惯就回来。

第二天,那人带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临走时我身上没带一分钱。

我第一次出远门,稀里糊涂地跟着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转了一道车又一道车,几天后一个下午乘汽车来到河南省东南部的一个县城。

那人说快到家了,当晚就宿在县城一家客栈里。那人说客栈只剩一间屋,屋里刚好有两张床。我当时并未在意,因为他一路上对我照顾都很周到,又是国家干部。

但是我错了。半夜时,困倦中熟睡的我突然感到有人在脱我的衣裤,惊惶中睁开眼,只见那人正扑在我的身上。我愤怒地叫道:“你怎么能这样做?我马上就要和你弟弟结婚了!”

他嬉皮笑脸地说:“重庆姑娘太漂亮了,我一见你就被迷上了。那小子有艳福,今天你得先让我尝尝!”

我拼命挣扎着不让他得逞。那人恼羞成怒地说:“你的命现在捏在我手里,你还想不想要工作?”

我被他掐得头发昏,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那一夜,他把我强暴了!

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目的地-河南省沈丘县张家村。这是豫东南的一个农村,“抗战”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掘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使这里成为黄泛区,到处都是沙质土地,不积水,庄稼收成低,吃的粮食主要是麦子和红苕,每人每年只分七八十斤麦子,其余就是红苕,还比不上通江。

到了张家,我首先见到了我要嫁的男人。他叫张旺财,在家排行老五,今年29岁,接我来的那人是他大哥。张旺财个子确实像他大哥一样魁梧,黑红的脸膛,头顶上包着毛巾,一副北方庄稼汉模样,后来才听说他没上过一天学,是文盲。

他大哥读过几年书,淮海战役时是民兵队长,后来当上县委副书记。刘邓大军南下时,他随队来到四川,后分到财政厅工作,当上处长。

村里人听说张家小五子未过门的媳妇来了,都跑来瞧稀奇。围观的人群纷纷议论:“你瞧,四川的女子长得多俊啊!”“是啊,是啊,你看她那脸多嫩,掐得出水来……”“小五子真有福气!”

听着这些议论,屈辱的我坐在屋里又气又恼。

张家父母是两位善良的老人,他俩见我脸色不好,连忙将围观的人群劝走。

第二天,张旺财让我坐上马车去公社赶集。在公社办公室里,他逢人就敬香烟,嘴里不停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话。那些人都笑嘻嘻地望着我。不一会儿,张旺财就拿着一张纸又赶着马车和我回家。

我问他拿的是什么,他递给我看,原来是结婚证书。我气愤地说办结婚证的人还没征得我的同意怎么就办了?他说别人都是这样办的(2006年我和他离婚,出示结婚证时,那上面仍没有我的签名)。

回到张家,我哭闹着要回重庆。张家的人七手八脚拉住我,不让我出门。

我要见张家老大,这时他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身陷绝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苦无援,身无分文的我即使想回重庆也无可能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天晚上,张家办了几桌酒席,我和张旺财就算正式结婚了。

后来才知道,因为贫穷,当地的姑娘大多嫁往外地,使这里男多女少,男人娶媳妇要送女方很大一笔聘礼,很多男人因此娶不上女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到南方贫困地区去骗女孩子甚至拐卖女孩子。

几年后,一个四川省巫山县的女孩才16岁也被骗来这里。她长得非常清秀,常到我家玩。她想念父母多次闹着要回家,她男人把她看管得很严,走哪儿都有人跟着,直到她怀孕七个月后才稍稍放松看管。有一天她悄悄找到我,哭着要回老家。我给了她200元钱作路费,让她跑了,至今她男人都不知道是我把她送走的。

第二年初我就为张家生了一个儿子。临产时,没钱上医院,就请农村的接生婆接生。她竟然将手伸进产道将胎儿硬拉出来,造成我的宫颈撕裂,流了大量的血,差点死去。孩子出来后,按照当地的习惯做法,用高粱秆皮割断脐带。

张家见我为他们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尽量让我吃好有充足的奶水喂孩子。

此后几年,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七年间就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还人工流产两次。张旺财和北方其他汉子一样,身体强壮,性欲亢奋。尽管白天庄稼活很累,可到了夜晚他在床上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没完没了地折磨我。

我不堪忍受,偷偷跑到公社卫生所安节育环,可还是怀孕。后来医生检查后告诉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宫颈撕裂伤口恢复不好,宫颈口已变得嘴巴一样宽,根本安不稳,环是什么时候掉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几顿白面,其余时间就只能吃红苕。他们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磨成粉,吃的时候再加水调成面团,用手拍成饼或蒸或烙,就着缺盐少油的菜汤吞下肚完事,没有一颗大米吃。

我真怀念老家的生活,那里有亲人,有白米饭,尽管也吃不饱。

但就是这样的苦日子老天爷也不让我平静度过。1999年底,我带四个孩子第一次回重庆探亲,张旺财和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勾搭上了,那女人竟然住进了我家。

我探亲返回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事,气得差一点儿发疯。我为他付出了一生,他竟然这样回报我。我绝望中想吞农药自杀,是孩子们哀哭着劝阻了我。我向张旺财提出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孩子们也苦苦哀求我,但我实在不愿意再延续这个噩梦。

抗争几年后,张旺财终于让步了。

2006年5月,我孑然一身回到久别的重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大哥和弟妹们都已各自安家,境况也不大如意。

我离开重庆时是一个青春少女,现在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且一身伤病,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

我租了一间屋安身,撑着有病的身体去找工作。我当过清洁工,做过保姆,给药房守过夜,每月靠几百元工资养活自己。我不好意思去见过去的同学,他们也没人能认出我,我只想默默无闻地打发掉人生剩下的日子。

空闲的时候,我爱独自一人坐在三峡广场的石凳上,打量从身边走过的一对对欢乐的少男少女,从他们阳光般的笑脸上追忆我失去的青春年华。我真羡慕他们能自由恋爱,只要心心相印,而不会计较对方是什么家庭出身。

他们升学、就业可以自由选择,再也没有人去追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辈曾经做过什么了。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啊!不知他们意识到这种幸福没有……听着玉英的讲述,我和妻子早已泪流满面。

高尔基曾说:人生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玉英因轻信别人而对婚姻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由此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可这能全怪她吗?对别人而言,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而玉英做了一生的噩梦,她能醒吗?谁能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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