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叔同一生,经历丰富,身份多变。如他的学生丰子恺评价的那样:“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而又很像个大面……”
“全能”二字,实非虚言。作文、吟诗、书画、填词、谱曲,以至篆刻、演剧……诸种艺术表现形式,李叔同几乎全般皆能。“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这本已是传奇,但惊世的才华却不是李叔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部分。
李叔同凡事认真,他一生的诸般缘法,原无定数,终究成就了他的种种身份。你或慨叹,如此文采风流者,原非寻常人,可以说他身上具备大部分人所艳羡的才能,却毅然在声名正盛时选择了褪去浮华的别样人生。
但你若旁观李叔同这一生,旁观他为人、育人、度人、度己的一生。原来,得未曾有,也究竟清凉。他的一切,既映照着他的内心,也光亮着他弟子的人生。而那种种看似不寻常的选择,其实在李叔同身上的发生实自然妥帖。
春风桃李一杯酒,恰是在李叔同与他人的相处中,在他育人的桩桩件件事中,最真切自然地传递着他所秉持的种种理念,和这背后那个赤诚的人。
1
1911年3月,李叔同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在日本的留学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
李叔同回国后,先把日籍夫人安置在上海。自己则应好友之邀,先后供职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仿工业学堂,担任美术教员。
李家一直经营盐业与钱庄,生意红火。后因义和团运动,政局动荡不安,李家于1902年已失去从事盐业的资格,而在李叔同回国后不久,李家经营的义善源和源丰润两家钱庄也先后倒闭,损失达百万之巨,几乎倾家荡产。李家破产了,辛亥革命却成功了,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帝退位。清政府垮台,李叔同兴奋不已,他内心因家产丧失而滋生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他情不自禁,填了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豪迈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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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不过,辛亥革命似乎未能给李叔同带来好运,他所任职的两所学校相继关门。好友杨白民此时正在上海主持城东女学,邀李叔同来校教文学、音乐。在上海,李叔同任教的同时还在《太平洋报》兼职,负责编辑副刊、设计版面和广告。李叔同由此也成为“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还认识了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画家陈师曾、文人苏曼殊。
陈师曾就是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大名鼎鼎的文史大家陈寅恪的哥哥。丰子恺小时候,对陈师曾的大名就如雷贯耳了。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
民国元年,陈师曾由北京来上海。《太平洋报》为此作了大幅报道,还刊出了他的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陈师曾居北京,李叔同住上海,当时的人们誉之为“北陈南李”。足见两人的名气口碑难分伯仲。
李叔同出家前为陈师曾的一幅荷花小像题诗一首。诗前小序中,李叔同写道:“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题诗只有四句: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显然,“孤芳致洁”是李叔同对陈师曾的评价,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李叔同对苏曼殊未留下具体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叔同非常喜欢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名篇《断鸿零雁记》开始发表于南洋爪哇,李叔同为扩大其影响,将其连载于《太平洋报》,李叔同还请陈师曾为这篇小说画了几幅插图。陈师曾的号为“朽道人”,而苏曼殊又被称为“浪漫和尚”“怪僧”,时人开玩笑说,这是“僧道合作”。
前文说过,李叔同特别喜欢音乐家贝多芬,他同样喜欢的外国人还有莎士比亚。李叔同曾以隶书撰写莎士比亚墓志铭(英文),发表于《太平洋报》,同期还发表了苏曼殊的画作《汾堤吊梦图》。时人誉之为“双绝”。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发表了一些诗作。我们不妨欣赏其中的两首,其一为《人病》:
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
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
人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
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百万家产化为乌有,李叔同并未痛心疾首;由富家子弟成为一介贫民,李叔同也能淡然置之。“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正是他面对人生困境的姿态和宣言。至于“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则说明李叔同怀念昔日,不是向往那时的富贵荣华,而是追忆幼年母爱的温暖。
其二为《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菊花”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的人生追求。终其一生,李叔同也确实当得起他笔下这句“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李叔同和苏曼殊都是革命团体南社成员,不过,在南社中,他俩均是边缘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曼殊去世那一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是巧合,也是一种缘。
2
《太平洋报》半年后就停刊了。为养家糊口,李叔同前往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与图画。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度过了七年丰富而充实的生活。无论是从教书育人还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这七年在李叔同一生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夏丏尊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七年中,李叔同和夏丏尊晨夕一堂,相处十分融洽。李叔同后来的削发为僧,也得益于夏的“助缘”。
一次,学生宿舍遭窃,大家怀疑是某个学生所为,却苦无证据。夏丏尊当时身为舍监,无奈之下向李叔同请教。李叔同对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没勇气接受李叔同的建议,但他从这番话中领教了李叔同做人的纯粹与认真。
李叔同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便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姓名,因为此前他已熟读学生的名册。通过这件小事,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细致与热忱,并为此而折服。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与音乐两门课对学生原本吸引力不大,但李叔同任教后,这两门课却受到了学生的热捧。夏丏尊分析,原因一半是李叔同“对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是他的感化力大。学生们是因为崇敬他、佩服他才争先恐后去听他的课。
当时的学生丰子恺证实了夏丏尊的推测。
丰子恺说,那时他们每天要花一小时练习绘画,花一小时去练习弹琴,不以为苦,乐在其中,是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学生们的感情,折服了学生们的心。弟子们真心崇拜李叔同,所以会自觉自愿听他的话,按他的教导去做。
如果说,李叔同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而完美,那是因为他的人格与学问让他们深深叹服。
从人格来看,李叔同当教师不为名利,全力以赴;从学问上看,他国文水平比国文先生更高;英文功底比英文先生更厚;历史知识比历史先生更多;书法金石,他是专家;中国话剧,他是鼻祖。丰子恺说:“他不是只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夏丏尊认为,李叔同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课堂上,李叔同多次向学生灌输“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要求学生首重人格修养,再谈文艺学习。而他本人正是这样。
广博学识与高洁人品构成李叔同的“后光”。
丰子恺与刘质平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门生。李叔同对这两位弟子的悉心指教与热诚相助,谱写了教育史上一段堪称绝响的佳话。
刘质平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一次,他拿着习作去请教老师。李叔同对他说,晚上8点在音乐教室见。当晚突降大雪,刘质平顶着寒风准时赴约,却见教室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他站在走廊里等。10分钟后,教室里的灯突然亮了,李叔同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考验刘质平。
刘质平考验过关,李叔同决定每周额外指导他两次。
1915年,刘质平因病休学。李叔同去信宽慰弟子,说:“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鼓励弟子要“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在信末,李叔同劝弟子多读古人修养格言,因为“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在老师的宽慰鼓励下,刘质平边养病边读书,学业大有长进,病愈后听从老师的建议赴日本留学。
在李叔同眼中,刘质平“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故对这位弟子寄予厚望。尽管弟子不在身边,李叔同仍通过书信细心指点。在一封信中,他叮嘱弟子要特别注重以下六点:
一、 注重卫生,保持健康,避免中途辍学。适度运动,早睡早起。
二、 登台演奏要慎重,避免遭人嫉妒。尽量做到抱璞而藏。
三、 慎重交游,避免是非。
四、 要循序渐进,勿操之过急。
五、 不浮躁不矜夸不悲观不急近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 要有信仰,以求心灵平静精神安乐。
信中,李叔同还抄录数则格言供刘质平吟咏学习。
因经济困顿,健康欠佳,刘质平留学期间,常感“愈学愈难”,甚至心灰意冷学不下去。这时候,李叔同的书信便如一缕春风吹散他心头悲观的雾霾。
在一封信中,李叔同开导弟子说:“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李叔同劝弟子切勿“忧虑过度,自寻烦恼”。李叔同指出,刘质平消沉灰心的根本原因是“志气太高,好名太甚”,所以他给弟子开出的药方是“务实循序”。
在另一封信中,李叔同叮嘱弟子要“按部就班用功,不求近效”,因为“进太锐者恐难持久”;另外,他告诫弟子“不可心太高”,因为“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
家境愈来愈糟,刘质平终失去了家庭资助,眼看学业要中断。此时的李叔同尽管薪水不高、家累又重,仍慷慨解囊,决意资助弟子完成学业。在给弟子的信中,李叔同详细列出自己的收入支出:
每月薪水105元;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食物10元;自己零用5元;自己应酬费、添衣物费5元。如此,每月可余20元。
他表示,这每月20元可供刘质平求学所需。
他在信中叮嘱弟子记住几点: 一、这笔钱是馈赠不是借贷,不必偿还;二、不要对外人说起此事;三、安心读书。
可见,李叔同资助弟子,完全出于爱才,出于内心的善良,绝非沽名钓誉。
老师节衣缩食资助自己读书,刘质平虽万分感谢,却于心不忍,所以他请老师设法为自己争取官费。李叔同找到主管问询此事,遭对方婉言拒绝。于是李叔同写信劝弟子,不必费神谋求官费了,自己不会辞职,一定会如约资助他完成学业。由于在信中涉及对他人的评价,李叔同要求弟子“此信阅毕望焚去”,因为“言人是非,君子不为”。
李叔同喜欢抄录格言供弟子学习,而刘质平则以大旱望云霓的心情渴盼老师寄来的这些精神食粮、文化补品。一次他写信请老师再寄来格言“佳肴”,李叔同便将“近日所最爱诵者数则”抄录给弟子,这数则格言有一个共同的涵义——躬自厚薄责于人:
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
不虚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进入不得。
自己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已养大。
涵养全得一缓字,凡语言动作皆是。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四者切己良箴。
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世法,涵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生法。
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世人喜言无好人,此孟浪语也。推原其病,皆从不忠不恕所致。自家便是个不好人,更何暇责备他人乎?
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至刻骨。
3
李叔同因尝试“断食”而热心佛学,终决意断发出家。入山剃度前夕,李叔同什么都放下了,亲情、友情、爱情,都已放下;唯独放不下的是远在日本的弟子的学费。他写信告诉刘质平,自己出家之前会借一笔钱做他的学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这番话,体现出他一诺千金的美德,更蕴含李叔同对弟子非同一般的深沉之爱。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与弟子的交往并未中断,他对弟子的开导依旧像往日那样恳切而真挚。得知刘质平幼子夭折后,李叔同去信安慰:
数月前闻仁者云: 依星命者说,今岁暮假期内,令堂或有意外之变故。今母存而子殇,或是因仁者之孝思,感格神明,故有此报欤?若母亡则不可再得,子殇犹可再诞佳儿。务乞仁者退一步想,自可不生忧戚,而反因萱堂健康,更生庆慰之心矣。
务乞仁者自今以后多多积德,上祝萱堂延年益寿,下愿再诞佳儿,继续家业。如是乃可于事有济。若徒悲戚,未为得也。务望仁者放开怀抱,广积善德。
这番劝慰是否能化解弟子心中的悲痛,难以逆料;但一位老师期盼弟子驱散哀伤走出厄运的苦心,却因了这番话而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作为老师,李叔同对刘质平的物质资助,肉眼看得见、分得清;而在刘质平的精神成长、自我形成方面,李叔同所倾注的心血,虽肉眼难以觉察却更加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感慨: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提起老师李叔同,刘质平会忍不住流泪:“老师和我,名为师生,情深父子。”
李叔同出家后,刘质平常给老师寄去物品和用具,李叔同则以所写的条幅和佛经回赠。他是大书法家,这些手迹相当珍贵。他对刘质平说:“我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们中间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可以将此留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
李叔同前后送给弟子的书件达千件,可装满12口箱子,其中多为书法精品。
抗战时期,刘质平一家贫病交加,但他没有出售老师的一件书法作品。孔祥熙曾托人开价500两黄金,为美国博物馆购买李叔同手迹《佛说阿弥陀经》,被刘质平一口回绝。
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刘质平深知老师书法作品价值连城,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都将老师的作品当做命根子,舍命相护。
如果不是李叔同的慷慨解囊,刘质平的学业恐怕会过早中断;而如果没有李叔同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丰子恺恐怕早被学校除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见恩师李叔同,刘质平和丰子恺的人生将完全不同。每一位成功的弟子身后都有一位春风化雨的恩师,对刘质平和丰子恺来说,这位恩师就是李叔同。
丰子恺原本喜欢数理化,从未想过专攻绘画与音乐。因为听了李叔同的课,才渐渐喜欢上绘画和音乐。在丰子恺眼中,李叔同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学生。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只在下课后和颜悦色地向对方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躬,提示你可以走了。对老师的呵斥,学生们司空见惯也就麻木不仁了;对李叔同这样的彬彬有礼,学生们反而手足无措,觉得消受不起。一位学生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外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曹聚仁也是李叔同的弟子,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
有些老师满足于学生的口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不过色厉内荏、收效甚微;李叔同要的是弟子心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而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温而厉”。
因为听从老师的指导,直接在石膏上写生,丰子恺的绘画进步迅速。正是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对“写生”才产生了浓厚的兴味。李叔同首次指导他画模型的情景,丰子恺一辈子也忘不了。
丰子恺为弘一法师所绘画像
在回忆中,他说:“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 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
当时丰子恺担任级长,经常为班级事向李叔同汇报。一次,丰子恺汇报完了,转身欲走,李叔同喊他回来,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你以后,可以……”
听到老师说出这样的话,丰子恺如同数九寒天突然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中,那份温暖与喜悦,令他有些晕眩。看着老师期待的眼神,他激动而郑重地说:“谢谢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那天晚上,李叔同敞开心扉,和这位得意门生聊到深夜。
在后来的回忆中,丰子恺说:“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往往处理不好,遂因此受挫。丰子恺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也曾犯下大错。
当时学校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作风粗暴、性情蛮横。丰子恺因琐事和他发生口角,一言不合,竟动起手来,虽然只是推推搡搡,并未真正开打,但一向盛气凌人的训育主任哪肯善罢甘休,立即要求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此事。会上,训育主任痛斥丰子恺冒犯老师、忤逆不敬,主张开除丰子恺。这时候,李叔同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了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
李叔同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怒气冲冲的训育主任作声不得。接着,李叔同提出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 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带他一道去向杨老师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李叔同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丰子恺因此逃过一劫,保住了学籍。
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年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
丰子恺到老师房间里去,看见案头的这册书,心里觉得奇怪,想: 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老古董,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位学生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 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李叔同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丰子恺他们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简言之就是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还提醒几位弟子,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
李叔同那晚的一席话给丰子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对道德和人品重视得还不够。听了老师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牢记先生的话,并努力实行之。此后,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李叔同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后来,丰子恺避难入川,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想起老师从前的教诲,当即买下,以纪念老师曾经的苦口婆心。
李叔同曾留学日本,他深知,倘想学画,赴日深造非常重要。于是,他像劝刘质平那样劝丰子恺去日本研究绘画,他说:“最近日本画坛非常热闹。他们很注意兼收并取,从而创作出极有本民族特色的崭新风格。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你今后应该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最好读原文。我从现在起教你说日文。”
1918年春天,李叔同留学期间的老师黑田清辉带着几位日本画家来西湖写生。李叔同教学繁忙不能陪同,就让丰子恺做导游,一来丰子恺可以向几位日本画家学习绘画,再者也可以锻炼日语。后来,丰子恺听从师命赴日游学,虽然他没有刻意去读一张文凭,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子恺重写意不重写实的画风形成,也得益于游学期间对日本画家竹久梦二作品的揣摩与借鉴。
在李叔同的教导、帮助与勉励下,丰子恺才走上绘画这条路,并始终如一、精益求精,钻研了画艺一辈子。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弘一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 多余的就奉送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还曾告诉丰子恺,每当黄梅季节,他就很少出行,因为这季节地上各种生物活动频繁,一不小心,路上行走的人就会踩到它们。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感慨,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到他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面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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