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金克木·沈仲章 | 严晓星_演奏会_遗作_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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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第四期《音乐研究》发表了萧伯青(从方)的《忆刘天华先生补》,文中说: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由刘先生的学生们在协和礼堂开了一个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会的节目说明书还是由沈仲章同学去找金克木先生译成英文的。

这段文字,最近出版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作家出版社,2022年6月,第70页)、《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年10月,第97页)都引用了。《编年录》将“萧伯青”写成了“萧伯清”,是普通笔误;《朋友们》提到萧伯青、刘北茂都回忆沈仲章参加了这次纪念演出,刘北茂更具体,说他二胡独奏《良宵》,但作者“依稀记得父亲说过,在一场刘天华纪念音乐会上,他演奏的曲目是《病中吟》或者《悲歌》,故推测早年还有其他规模的纪念会。我欲寻找文献佐证,还望博览者留心并赐教”。

刘天华去世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所以萧伯青记得这场演奏会是在六月“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不过,借助如今较为发达的学术资源,不难检索到正确日期是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华北日报》当日有新闻《刘天华遗作奏演会 今晚九时在协和礼堂举行》。次日,《华北日报》又刊发详细的跟踪报道《名音乐家齐集协和 演奏刘天华遗作》,内云:

音乐家蒋风之、韩权华等十六人为追悼其先师刘天华,特邀集平津同学,于昨晚九时,在协和礼堂举“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到三百馀人,西人参加者甚多,八时许座位已满。

开幕时,由女子文理学院音乐主任杨仲子致词称:刘先生逝世,距今已三年,在逝世一年后,即有筹备追悼演奏会之举,终以时局关系及各人散处各地,聚会不易,均未克如愿。今年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且最近将移葬西山,故趁此机会举行,至此次奏演会,完全为其门弟子发起,本人与刘先生为友好,而参加演奏者以准备忙碌,故推本人报告云。杨报告毕,即由刘夫人殷尚真女士致词。夫人因感伤过甚,泣不成声,仅云承诸位光临,深致谢意云。

演奏开始,各演员均着白绸长衫,静穆凄绝,盖以示哀悼也。

其下一一介绍当晚曲目及其演奏者,到上半场最后是《良宵》,“由沈仲章二胡独奏……奏者手法娴熟,更为难得”。最后,“十一时奏演完毕,参加演员合摄一电,以资纪念”。这能佐证刘北茂的记忆。

从杨仲子的致词看,这应该是第一次举办刘天华的纪念演奏会。林友仁、刘立新《沈仲章生平纪略》说:“沈先生为这场音乐会精心编写了说明书,并演奏了他最有心得的刘天华的二胡曲。从此,他不再演奏二胡了。”倘若属实,那么早年沈仲章为纪念刘天华登台演奏二胡,大约仅此一回。民国时期,还有一场以纪念刘天华为主题的音乐会,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国立音乐院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举办的“纪念刘师天华逝世十周年国乐演奏会”,陈振铎、曹安和等都参加了,而这时候,沈仲章正因居延汉简图册制版一事滞留上海,也不可能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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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五月,偕同友人樊愉游江阴,与联系多时的陈君介甫见面。刚入席,陈君忽然递来旧纸一张,是八十多年前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节目单,说是送给我的,当下称谢愧领。这回因为读《编年录》与《朋友们》,特意取出,发现它果然就是萧伯青提到的那次演奏会的实物。

展开全文

“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节目单

节目单为折页,封面用粗黑框,印有刘天华的照片与墨书签名,其下为三行横字:

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

日期: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九时

地点:协和大礼堂 票价:前排二元/后排一元

封底是封面的英文翻译,无疑就是金克木先生的手笔。“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译成五行:

CONCERT

OF

LIU TIEN HWA’S POSTHUMOUS WORKS

ORGANIZED BY HIS PUPILS

IN MEMORY OF PROF. LIU

即“刘天华遗作音乐会/其门弟子为纪念刘教授而筹备”。

折页展开后,“秩序单”的中英文版一右一左。演出分第一、第二部(即上下场),中场休息,依次列出序号、曲名、乐别、作曲年份和演奏者。主要曲目及演奏者是:

《混江龙》,周宜、曹安和、杨筱莲、潘君方、陶筠;《病中吟》,刘北茂;《闲居吟》,陶筠;《月夜》,高尚仁;《歌舞引》,韩权华;《苦闷之讴》,邵增昕;《悲歌》,程朱溪;《良宵》,沈仲章(以上第一部);《改进操》,曹安和;《空山鸟语》,李光涛;《光明行》,蒋风之;《虚籁》,杨筱莲;《独弦操》,蒋风之;《烛影摇红》,陈振铎;《变体新水令丝竹合奏》,陶筠、曹安和、李光洁、韩权华、潘君方、齐缀、蒋风之、邵增昕、李光涛、高光仁(以上第二部)。

对照英文翻译,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其一,《良宵》,金克木并没有像其他曲目一样,按字面译成“A Good Night”或“A Beautiful Night”,而是译成“New Year’s Eve”(除夕),他无疑知道《良宵》最早的题目是《除夜小唱》。其二,《虚籁》一曲,单看题目,未必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本意,但既然“又名《今夕》或《长夜吟》;是某一个夜晚万籁俱寂有动于心中时的收获”(沈仲章《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那么译成“Nocturnal Whisperings”(夜间细语)就很合适;其三,曲目中有两个丝竹合奏,“丝竹合奏”翻得简明些不大容易,前者金克木用的是“quintette”(五重奏),后者十个人,用的是“orchestra”(管弦乐队),可算是尽量贴切了。

此外,金克木的译文还可以意外地成为校勘依据。参加《变体新水令》演奏的有一位“高光仁”,但“出席演奏会全体名单”里并无此人,那么,到底是名单有遗漏,还是高尚仁的误植?从译文来看,这两个人的英译都是“Kao Shang Jen”,“光”是错字无疑。

节目单另一面展开后,是一整开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作者署名“门人沈仲章谨撰”,是一份详尽而富有个性的曲目解说,约两千字。

江阴市博物馆还藏有这次演出的石印海报,上半部分的文字与节目单封面基本相同(小有详略),中英文对照;下半部分为“演奏会节目”,仅列曲目与演奏者,《混江龙》少陶筠,《新水令》少齐缀,高尚仁的名字也是对的。

“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海报(复制件),江阴市博物馆展出3

从一九三四年起,金克木进入他自称的“译匠时期”,沈仲章先生不为己谋,将心血融入他人的事业之中,都是我极尊敬的前辈学人。这份旧节目单保留了他们的早期文字,而竟意外归我,陈君厚意可感。同时我也意识到,节目单作为一个易损耗的实用品,保留文献与史料,这是一个典型之例。文艺演出的节目单,是近代以来城市公共场域形成后的产物,早期的多则几百份,少则几十份,甚至有屈指可数者,越数十年,往往十不存一。一九三五年的刘天华遗作演奏会“到三百馀人”,那么这份节目单就是三百多分之一,相信不会是孤品。但对历史有温情、对前辈存敬意的后辈,也足够珍惜它了。

有时候,节目单还会提供一些“附加”的意外史料。这里不妨生发开去,再举两个近期所得、所见的例子。

前些日子,在网上买到一张话剧《蔡文姬》初演时的节目单,是素所敬仰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的旧物,封面有钢笔签名“黄翔朋”(“朋”是“鹏”的古字),下有小字四行,也是黄先生的笔迹:

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是日郭老亦偕其子女莅临剧场。

此处之“郭老”,无疑是指《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翻检新出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是日无记。这寥寥数字,正可补《郭谱》之缺。

近日又在网上看到《北方昆曲剧院庆祝成立晚会》(1957年,北京)的节目单,不知其名的原主人在里面写了一段话:

六月念三日演出于人民剧场。是日陈毅、康生、夏衍亦同去观剧,演毕并上台与演员握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在当时的戏曲界是一件大事,《人民日报》给了一定的篇幅。从二十三日新闻《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中可知,陈毅、康生都参加了成立大会。二十五日,又以《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首次合作演出〈牡丹亭〉》为题,报道了二十三日的这次晚会,“演出结束之后,前来看戏的陈毅、康生、钱俊瑞都到后台向三位艺术家和全体演员致意”。节目单上的这段话,可以为之佐证,只是夏衍在场未见于报道。

陈毅、康生、夏衍三人中,已有《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至二十六日之间有八天从缺。若有人补《陈毅年谱》,或为康、夏作史料编年,此数语可供采撷,亦可作为考察线索。

这么说,并不是侈谈这两条材料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在郭、陈、康、夏的丰富甚至复杂的一生中,这两次观剧可称微不足道。尤其是陈毅作为政治人物,官方年谱的明暗深浅,自有别于他人的标准,未能一概而论。但另一方面,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尤其是年谱长编(这里不用它“初稿”的原始意义),总还是以搜罗齐备为目标。这些零星的记载,当然应该纳入史料搜集的范围。亲临现场的观剧者在节目单上记下的见闻,若论体裁,略似题跋,若论性质,则近乎日记了——只不过它既非写在日记本上,也不是逐日有记。近代以来史料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留存数量上,也体现在它的多种载体上,于斯可见。

壬寅平安夜动笔,癸卯正月初十改毕。

是日恰为刘天华冥诞

作者:严晓星

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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