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震荡着全球各个产业的发展，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世界体育按下暂停键，各大赛事暂时停摆，对于受其影响的普罗大众而言，显然是道无法量化的难关。虽然目前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功，但因疫情振动翅膀而荡开的涟漪，尚未散尽它的余波。
奥运推迟的蝴蝶效应
3月30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宣布，原定于2020年7月24日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因受疫情影响将推迟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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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奥运会的推迟，不仅意味着2020东京奥运会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延期举办的奥运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其自身顶级的体育品牌价值及在大多数体育项目上对运动员的号召力，诸多原计划2021~2023年举行的体育赛事为了避免与其撞车，纷纷根据奥运会的延期开始调整自己的办赛计划。
在奥运会新日期确定之后，世界田联马上发布声明表示将原定于2021年8月6日至15日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推迟到2022年举行。同时，由于2022年还将举行英联邦运动会以及欧洲田径锦标赛，因此世界田联已着手与两项赛事的主办方就“错峰办赛”事宜展开讨论。
在此之外，国际泳联表示为配合奥运会延期，2021年福冈游泳世锦赛将择期举行；国际大体联在瑞士洛桑总部宣布，原本于2021年8月16日至27日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运会也将延期；原计划2021年6、7月间在上海、天津等8座城市举办的世俱杯，由于欧锦赛延期后与其“撞车”，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建议世俱杯推迟举行。
受风波影响的甚至还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毫无疑问，全运会也在列。
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综合性赛事，将于2021年在陕西举办。陕西全运会此前没有公布过具体日期，但在去年公开征集开（闭）幕式的概念创意方案中，曾提到开幕式暂定于2021年8月28日举行，闭幕式于9月9日举行。
本来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就已经对中国的竞技体育竞赛体系和近两年竞赛备战周期形成正面冲击，而奥运会和全运会相隔数十天举行，更会对国内精英运动员备战两项赛事产生直接影响。
鉴于全运会的一大价值就是为新一轮奥运周期考察梯队苗子，所以往期都放在了新一轮奥运周期的第一年。如今与奥运会撞车，会被推迟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徐鹏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东京奥运延期对全运会肯定有影响，国家体育总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都会对此做充分考虑，目前双方正在分析、研判相关情况，在具体意见提出、十四运举办时间被批复确定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可以判断的是，多方因素冲击，这次的全运会无疑是奥运延期下最大受害者之一。
全运不走运
1959年9月，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彼时，那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了当时全运会开幕式各代表团入场时的口号，也在冥冥中昭示着这个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未来的进化方向。
1979年11月，我国恢复了在奥运会中的合法席位，重返奥运大家庭，大踏步地走上了国际竞技舞台，在这个关键的中国体育转折点上，全运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为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1983年的第五届全运会被当成选拔和练兵的最重要机会，而举办地选为上海则开启了这项赛事由不同城市举办的历史。
随着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申办奥运就成了国家意志以及个体意愿的共同集合，为了配合申办2000年奥运会，实施奥运战略被纳入全运会的历史，第七届全运会时隔6年在1993年举行，而在此之后的全运会也都按照这样的惯例，安排在奥运会后1年举行。
但在全运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与奥运战略捆绑，唯金牌论在帮助国家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伤害着这项赛事本身。
2009年，在第十一届全运会男篮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为了争取晋级决赛，上海队与湖北队的最后一战出现了丑陋一幕：上海队有机会取胜却故意连续4罚不进，而湖北队球员则将球投入自家球篮，这类事件的不断出现让赛事的影响力逐届式微。
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曾谈到，“从1987年以来，每一届全运会，都是媒体对体育主管部门的期盼和指责最迅猛的时候，似乎全运会成了体育问题最集中爆发的时候。”而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全运会所塑造的赛事价值观亟需改变和突破。
2017年，在天津举办的第十三届全运会较以往全运会相比，取消金牌榜、取消奥运奖牌带入制、新增19个群众项目，使这一届全运会成了赛事改革的信号，其背后所透露出的，就是让体育回归运动本身，这也继承了第十二届全运会提出的那句口号：全民全运。
驱动力显而易见，全国几百万群众参与了“我要上全运”在各地市的预赛，最终有7000多人来到天津参加决赛，这无疑是全运会再次走入大众视线以及重塑自身品牌价值的逆袭之路。
事实上对于全运会这项赛事自身来说，本应借这次首次在我国中西部举办的噱头，将赛事影响力整体再向上拔高，同时通过全民运动的标签将全运会的品牌价值渗透进社会认知当中，但东京奥运的推迟，让这一切都画上了未知符。
这座城市的难题
奥运会推迟，全球体育赛事乱套，作为全运举办地的西安自然也没法避免，如何在各项赛事的夹缝中，为这次全运会的顺利进行找到解决办法，同时合理且有效的放大全运会品牌影响力，成了当下管理者们需要直面的大难题。
在1979年的北京四运会上，比赛场边首次出现了商业广告，当时的广告收入大约在一万元左右，到了六运会，已经有了全运会服务总公司，当年在广告、电视转播等方面，总共获得了约7000万的赞助。
从八运会开始，其获得的赞助金额直线飙升，八运会突破一亿，九运会增至2亿，十运会达到6亿，到了山东十一运会，已经超过了7亿，而在辽宁举办十二运会时，这一数字已经升至9.3亿，通过商业赞助来解决运营经费已经成了当下体育赛事的共识。
据报道，十四届全运会的招商情况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当中，已经有合适的企业在进行后期磋商，但由于奥运推迟导致全运会前景尚未明朗，大概率也会波及赛事方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否能够协调到位的背后，考验的是西安在目前特殊情况下，能否梳理出各方都相对满意的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由于与奥运赛事的撞车以及后续国内既定赛事的挤压，此次全运会的话题讨论度以及关注度，有极大的可能会因为此变故受到影响，继而波及到西安整体体育产业的发展。
而延伸一步看，全运地块周边的城市综合开发，甚至房地产发展以及板块热度也将受影响。
细数这次全运会，“十三朝古都”、“国家中心城市”，“中西部城市首次”，这些标签从未如此高度叠加，也在一步步拔高人们对于这届赛事的期待值，而当下这个不可抗力导致的特殊情况，尽快拿出一份最优的解决方案，无论对于城市发展还是赛事本身来说，才是最为关键的事情。
法律顾问 / 宋亚锋 赵文娟
陕西大秦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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