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电影《红海行动》中,队长杨锐任务结束归队后会受到处罚吗
- 明朝军事将领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怎样的功劳
-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都是哪里的人啊/
- 作为杨锐的同年、刘光第的同僚,唐烜为何对六君子评价不高
电影《红海行动》中,队长杨锐任务结束归队后会受到处罚吗
个人认为杨锐内心有自责有愧疚那是必然的,但如果因为牺牲了两名队员而受到处分,个人认为不可能。理由如下:
首先,红海行动讲述的是海军参与打击海盗营救同胞的行动,这是真刀真枪的较量,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降低牺牲,但要完全做到没有牺牲几乎不可能。而且整部电影中,杨锐作为指挥员可以说是非常的沉着冷静,并没有出现非常重大的失误,也非常的爱惜自己的队员,出现队员的伤亡肯定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没有理由去处分他。
其次,战场上的情况风云变幻,谁也没有前后眼,即使再厉害的指挥员也肯定有考虑不到的情况,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名叫邓梅的中国人质,最后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尤其是在一队人打150人的绝对劣势下,出现队员的伤亡在所难免,否则就有点太夸张了,即使最后没有完成营救人质的任务,我们都没有理由去处分他,何况他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营救任务,有什么理由挨处分?
第三,每一名队员在进入蛟龙前都是一等一的战士,都有着应对极恶劣战场环境的心理准备和战斗素养,但是枪弹无眼,庄羽作为通信兵落单牺牲并不奇怪,石头作为重火力机枪手,肯定也是对方重点招呼的对象,中弹这种事只不过是几率问题,总不能中了弹就把责任推到指挥员的头上吧?换句话说,假如杨锐牺牲了,难道其他的战士就不战斗了吗?那他们成天的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纵观全片,虽然有艺术加工和夸张加成的部分,但相比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已经非常的真实了,尤其是电影中的很多战术动作,可以说是非常之逼真,能够成为这样一支特种作战队伍的指挥员,本身就说明了杨锐足够优秀,虽然为了完成任务伤亡了部分队员,但个人认为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队长,他是不会受到处分的。相反,因为完成了人质营救的任务,他还很有可能得到上级的表彰,只不过他自己的内心肯定很难受就是了。
以上。
明朝军事将领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怎样的功劳
宁王朱宸濠起兵时,杨锐担任安庆守备都指挥之职。安庆是长江下游的江防重镇。杨锐预计到宁王有阴谋,和安庆知府张文锦一起整备城防,积攒粮储。宁王兵攻到后,杨锐等人先是在江边迎敌,然后退入城中,在城上四角树立“剿逆贼”字样的旗帜,激怒宁王来攻。当时宁王有战船千余艘,而城中的卫所军只有一百多人,守城的多是当地的民兵,老弱妇女也要运送粮食。城中安排人员运石上城,又在城上煮茶喝,并用沸水攻击敌人。
【今天的安庆】
为了攻城,宁王兵制造了高大的攻城塔“云楼”,以此登城,城中也建造了更高的“飞楼”,射杀云楼上的敌兵,又派人用绳索放下城去烧毁云楼。宁王兵又制造了有木板防护的“天梯”,板中可以藏兵,下面安有轮子,逐渐推进城墙以便登城。城中把芦苇浇油制成火把,等天梯靠近就向其中投掷,烧死敌兵。
杨锐等人向敌营射去带有劝告书信的箭,令敌人人心涣散,又招募死士夜里劫营。最终朱宸濠决定退兵回南昌。杨锐成功在围困中守卫安庆十八日,使得宁王无法进攻下游的南京。战后,杨锐先是被任为参将,又升职为都督佥事,成为嘉靖初期明廷的一位重要武将。值得一提的是张文锦也得到提拔,后来担任大同巡抚,死于大同兵变之中。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都是哪里的人啊/
谭嗣同:湖南长沙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
林旭:(1875年—1898年),字暾谷,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杨锐: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杨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号孴孴子,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刘光第: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清末维新派,广东南海人。作为杨锐的同年、刘光第的同僚,唐烜为何对六君子评价不高
我们照例先给出答案,唐烜之所以对戊戌六君子评价不高,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极度看不上康有为的自大,从而觉得戊戌六君子都是被康有为骗了。当然在同时,从另一个层面说,我们之所以对戊戌六君子的评价之所以如此高,也是建立在特殊时代中的。
这是一个恰好相互作用的过程,以致于评价两极化。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戊戌年,应该就可以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了。
在戊戌变法时,唐烜恰好为刑部主事兼山东司正主稿,所以戊戌六君子在押解到刑场的时候,他是目睹整个过程的。那他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呢?时间再回拨到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接到上谕的唐烜感慨道:
近日中朝政教,一切改用西法,力革旧制。月内恭读邸抄上谕,几于三令五申。涣汗之颁,伦綍之出,几于无月无之!由此可见,唐烜对突如其来的变法是不太支持的,这个不支持并不是说不支持变法,也不是唐烜迂腐不知,而是变法来的太快太急太不切实际,一批马容易转身,但是一架马车紧急转身,难免要翻车。
实际上唐烜的这个想法基本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清政府官员的思想,他们想要变法救国,但是不是这种一上来全盘都发否定,改用新法的变法方式。不仅如此,唐烜对变法派领袖极度不感冒,他对康有为评价说:
此人才气极大,好议论,尤喜谈西学。在籍为孝廉时,即自命为孔子而后一人。也就是说唐烜承认康有为有见识才气,但是自命孔子后一人,应该是没有人会服气的。所以在《留庵日钞》(《唐烜日记》)中,唐烜对阑入康党,“殊所不解”,充满惋惜。他认为杨“性情迂执”,刘“性尤孤僻”,是误入歧途之原因。总觉得“戊戌六君子”是被康有为骗的去搞新法,才惹来杀身之祸的。
公允的来说,这应该是当时绝大多数官员对“戊戌变法”的主流看法,他们虽不跟满清遗老那么迂腐,但是也没觉得说必须要彻底变法才能挽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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