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一书中，找不到这句话。
英语原文是：Throughapainfulandoftenhumiliatingprocess.China'sstatesmenintheendpreservedthemoralandterritorialclaimsoftheirdisintegratingworldorder.
《论中国》第三章的翻译是：中国的政治家在一个痛苦而且往往是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下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
原文看似繁杂冗余，但忠于本意；后者看似达雅，却偏离太多。
虽然后者被广泛引用，而且在特殊情境下也被广为接受，很有一种情感上的冲击，但问题很大。这个翻译，既非基辛格的本意，也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准确概括。
基辛格的本意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境下，中国的政治家没有懈怠，而是非常努力，他们做出了贡献，保住传统中国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但他并没有说这全是政治家努力的结果。
同时，基辛格高度肯定的是中国人这个群体，而不是中国人中的政治家或所谓的最勇敢的人。如《论中国》第三章中还写到：
中国人的这段苦难艰危岁月同时又是一个佐证，显示了中国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足以战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或许会被压垮的重重劫难。
比之那句貌似达雅的翻译，这句话更为适合作为第三章的中心。
所以，“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不是基辛格的本意。那么，这句话能否准确概括中国历史或中国近代史呢？
概括力度更强、准确度更高，也更加文采斐然的，可以选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最后一句，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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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而非英雄自比。
因为毛泽东的这首词以唯物史观为立场，而不是向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致敬。而以人民为中心才是唯物史观的本质体现。
所以，这里的风流人物，只能是人民。
而“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种翻译，与“数风流人物”的立场，偏差太多。
关键是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民族性上不准确，价值观上有问题，人民性上在矮化。
一是过于倾向西方个人主义的表达
好莱坞的电影，多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题材。某个性格奇葩的父亲或丈夫走出新手村，然后在情节激荡中肩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最后个人主义升级为为英雄主义，这个人既拯救了世界又获得了成长。
这是美国电影，而中国的电影呢？
《长津湖》里有英雄，但主要是英雄的群体，即第七穿插连；《狙击手》里有英雄，但也主要是英雄的群体，即狙击五班。中国的电影，很少出现某个英雄靠一己之力而拯救世界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里一定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自己”。个人力量很小，集体力量才可扭转乾坤。
另一个原因最重要，那就是中国人或东方人，与西方人有着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一种深入文化骨髓的不同。
给一个西方人看一个人的照片，这个西方人的关注点在照片上的这个人；而给一个东方人看一个人的照片，这个东方人的关注点在照片上的背景。所以，在框架线段实验中，西方人更擅长绝对任务，而东方人更擅长相对任务。
由个人主义的立场到英雄主义的崇拜，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而“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更接近西方的表达。“最勇敢的人”是谁？只能是个人、是英雄，最后只能是我，而不是我们。
二是过于倾向精英主义的表达
没有“最勇敢的人”，中国人就不能保护自己吗？而不被保护之后呢？就被淘汰吗？那些保护中国或保护中国人的人，是谁？是天外来客？什么叫“最勇敢的人”？
不就是所谓的精英吗。人民要靠精英来保护、来领导、来统治。但我们一贯的历史和文化是这样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中国人，远比一个、一群或一批所谓的中国精英，更能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更能代表中国历史。
而之所以总是看到某个英雄、某些伟人、某批精英，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确认偏误。太多平凡的人，太多群体的品质，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第一次巴黎和会上，日本人强行割占中国青岛。之后，中国人民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当时，中国是农业国，有市场，却不能生产工业品；日本是工业国，有工业品，却没有足够深厚的市场。所以，抵制日货运动，让日本痛苦不堪。甚至，日本政府好几次找到当时的北洋政府，要主动还回青岛，目的是缓解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但北洋政府开始装孙子。你不是想要吗？那你就拿着吧，根本不理日本这茬。但这种仇日情绪在1923年却自动消解了。原因是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心软了。
这种善良，是精英的，还是民族的？这种善良难道不比所谓的精英之勇敢，更让人肃然起敬吗？这样的人民，不是值得不值得被保护的问题，而是他们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
三是过于矮化中国人民的表达
什么人才需要被保护？
在沙皇俄国颁布《农奴解放法案》之前，托尔斯泰就把自家农奴叫到一起，向大家宣布：你们自由了，以后想去哪就去哪，也别再管我叫老爷。但是，农奴们却一致反对，说我们不要自由、我们只要老爷。
俄国农奴为什么不要自由而要老爷？
因为老爷能保护他们。
俄国农奴，才需要被保护。同时，家里的小宠物、外边的小动物，才需要被保护。那中国人民是俄国农奴、小宠物和小动物吗？
如果不是，那需要谁来保护？又为什么需要谁来保护？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三代时的中国人，就能对所谓的“君子”贵族说不。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也不惧怕外部世界；你对我不好，那我就离你而去、寻找我的乐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前的中国人就抛弃了血统种姓观念。与其说他们是农民，毋宁说他们是游侠，带剑闯天涯、遂我凌云志。
这样的人、这样的国、这样的民族，什么时候需要被保护了？
把中国人割裂为一个中国人概念、一群最勇敢的人的概念，然后说成中国人需要被保护。这就是矮化。
从近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在经历从臣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转变。臣民交出了自己的自由，然后换取统治者的保护；市民交出了自己的赋税，然后换取贵族国王的承认。而公民是一群拥有自由意志而要参与统治的人。那些愿意参与、能够参与而且积极参与的，就是人民。所以，臣民需要被保护、市民也需要被保护，而公民和人民不需要被保护，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言说无孔不入，这一惊人的事实代替了言说本身，一个建议于是变成了一道命令。个体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和意愿”。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某些广泛流行的言说。初看起来，不舒服；再看起来，很煽情；然后言说、然后使用、然后表达自己，最后只能被带节奏。
一些言说、一些表达，很有感情上的冲击力。感情很重要。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他们是一种跟随而不怀疑的朴素忠诚。这就是一种感情。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种品质、这种初衷。埋头苦干的人跟着为民请命的人拼命硬干，拼命硬干的人跟着舍身求法的人埋头苦干。当时情境需要这种质朴的感情，需要这种朴素的忠诚。
但是，现在还能这样吗？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仅有自己的认识，而且有自己的思考，甚至还有自己的反思。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思考社会中参与社会、反思人生中感悟人生。我们不是不带感情，也不是拒绝感情，而是要在感情中审慎，要在思考中成熟，而不是成为某种言说和表达的宣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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