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亨廷顿：相互矛盾的全球话语_文化_南京_帝国

题图：塞缪尔·亨廷顿

1993年，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撰写的文章，题为“文明的冲突”，该文章于1996 年被扩写成书。亨廷顿对苏维埃解体后的全球趋势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预测。他认为“文化以及文化认同——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体现为文明认同——正在塑造着后冷战世界的聚合、解体和冲突模式”。亨廷顿的分析立即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激烈辩论的焦点。该文章发表两年后，编辑们指出，《外交事务》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像这篇文章一样引起了如此多的关注。亨廷顿的出发点似乎与福山对立。他宣称，“不同文明之间的权力平衡正在经历变动，西方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亨廷顿假定，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伊斯兰在人口上呈爆炸式增长，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化认同作为全球吸引力磁极的崛起可以通过几个因素来进行解释。第一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加快，随之而来的混乱和异化。那些感受到威胁或者迷失方向的人在更深层的本体论层面上急需确定性和意义的指引，而文明认同就是这样一座鼓舞人心的灯塔。其次，非西方国家和社会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刺激了“原住民身份的复兴”。第三，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使不同大陆的民族之间的交互日益加强，使他们的文明认同在面对来自其他文明的陌生人时显得更加突出。最后，世界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竞技场，在这里，国家、经济主体和个人为财富和权力而竞争，刺激了“我们”对“他们”的思考。

本文选自荷兰政治学家、乌特勒支大学思想史荣休教授西佩·斯图尔曼（Siep Stuurman，1946— ）代表作《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

在本书中，西佩·斯图尔曼聚焦希罗多德、司马迁、蒙田、博厄斯等人对各自时代的边境经验的思索，分析世界历史上不同宗教经典、哲学、史书、民族志中“共同人类”观的异同，追溯跨文化平等的演进。斯图尔曼认为，诸如“共同人类”和“平等”的观念的“发明”并不描绘社会现实，而是旨在打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人们利用这些思想资源，与现实中的不平等展开持续对抗，正因如此，这些观念也具有了改变现实的变革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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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亨廷顿：相互矛盾的全球话语

文 | 斯图尔曼

来源 | 《发明人类》

亨廷顿总结道，在当今世界，“‘他们’越来越有可能是来自另一种文明的人”。他通过借鉴从汤因比到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学家的观点，区分了九大文明：西方、拉丁美洲、中国、伊斯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印度教、佛教和日本。

在大众媒体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向西方发出的呼吁，令其将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甚至还被理解为意欲挑起全球战争。亨廷顿有时候听起来可能确实就像那样，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真正倡导的其实是一种更加谨慎的做法。

他认为，一个封闭的文明集团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敌对对抗，但这是极其危险且不可取的。鉴于他在美国国际政策制定机构中的地位，他在分析世界趋势时会从西方的角度出发。他的战略建议旨在在西方势力日益衰落的时代捍卫西方文明。

亨廷顿的观点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派很接近，后者将全球政治推断为国家间永不休止的竞争。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亨廷顿的著作就会发现，文明的冲突是对另一个“更为艰难”的现实——帝国冲突——的有力隐喻。刘禾在她的著作中对19世纪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描述。正如她在书中所言：“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但帝国之间会。”亨廷顿设想的全球主体并不是各种文明，而是拥有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有些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和东正教，都不过是在喻指帝国。文明冲突的文化语言经常会成为帝国冲突中的政治语言。亨廷顿的主要建议试图在一个新兴的多极化世界中，描绘出美利坚帝国发展的最佳方案。他认为，福山对美国力量的高估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亨廷顿的核心建议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关。他接受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但不是在西方内部，更不是在美国本土：

全球单一文化主义者想让全世界都变得像美国一样，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却想要让美国融入世界。要让美国成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非西方的美国将失去美国特色。但世界必定是文化多元的，因为全球性帝国不可能存在。要想捍卫美国和西方，就需要更新西方认同。全世界的安全需要人们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

亨廷顿告诫道，西方对其他文明内部事务的干涉“极有可能是不安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最危险的来源”。

这些建议对两件事进行了设想：文明内部的同质性以及它们之间重要的文化差异的持续存在。这些设想是否切合实际，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实际呢？为了扫清研究障碍，我将首先考察亨廷顿对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似性有何看法。他总结道，在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中，“一个建设性的路线是放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性”。在理想情况下，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该努力扩大与其他文明人民的共性。

这些共性是什么呢？亨廷顿断言，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起码的道德观念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就如同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一样。因此，道德相对主义只是一个转移话题的东西，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关于禁止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当然，这些规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有所体现，但亨廷顿对人权的看法大多带有悲观和轻蔑色彩。他提到了西方国家在1993年维也纳人权会议上的耻辱性失败，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提案被占多数的伊斯兰和亚洲国家否决了，正如1968年的德黑兰会议。然而，维也纳会议对人权的批判并没有反映出文化或文明的冲突，而是反映了独裁政权与他们在联合国内外的批评者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之所以摒弃对立思潮和其他变革的因素，是因为他的文明概念。他不断地将这个概念具体化，夸大了文明的同质性，并将它们视为有机的整体。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文明概念的具体化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它并不能解释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所有已知的文明中，同质性是国家精英和正典守护者所追求的目标，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目标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回顾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在一个现代化不断加速的世界中，国家权力和文化的不稳定引人注目。

再看回中国的例子，我们应该记得，大多数19世纪的欧洲评论家都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停滞不前的、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儒家文明1867 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开始前一年，英国人种学者约翰·克劳弗德对日本做出了类似的不屑一顾的预测。从太平天国到1911年帝制灭亡，中国一连串的剧变证明，认为中华文明一成不变的看法只是一个谬见。在苏联解体后写作的亨廷顿肯定知道，大多数西方专家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另一个赫鲁晓夫风格的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即便是像莫希·列文这样对苏联历史有敏锐研究的人，也在其1988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现象》一书中预言，“民主化的一党制”是中期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苏联的解体超乎了他的想象。又一次，不少专家寄希望于一种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快就会被证明是虚幻的。

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具象化概念无法处理目前在各大洲出现的异质的社会趋势和思潮流变。同样，他似乎低估了文明边界和帝国边界的渗透性。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在大大致力于引进互联网和控制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成功了，但它们在互联网上施行的禁令和安装的过滤器一次又一次地被愤怒的科技迷和黑客破解。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不可能永远都将自己置身于全球通信之外，而不损害自己的活力。经济全球化虽然不像某些权威人士大声宣称的那样（如上所示）彻底，但它确实正在缓慢且不可阻挡地打开一些边界。移民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试图监控和控制人口的跨境流动，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阻止移民。就跟互联网一样，移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破坏社会政策和人口平衡，但没有新人才和新思想的流入，任何有活力的经济都无法运转。

与麦克尼尔1990年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中进行的自我批评式评论一样，我认为文明是一种具有争议性边界的异质实体。比起同质的文化凝固体，将文明描绘成一个不稳定的聚合物要更为合适。在很大程度上，文明能够保持的同质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权力和能力，这尤其体现在大型帝国身上，如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尽管后者是特例）。世界历史是由帝国和国家创造的，在帝国和国家的内部进行，但同时它也是由普世趋势和跨文明思潮所塑造的。尽管亨廷顿对“共性”进行了讨论，但他对全球趋势的分析并没有真正涉及商品、服务、金钱、人力、形象和思想的跨文化流动。不考虑全球交流的破坏性影响就对未来文明进行预测似乎是一种冒险的举措。当然，上述并不意味着 , 打着文明或世界宗教的旗号制造的全球性冲突是不存在的。否认这一点是非常愚蠢的。但就像对待民族主义一样，我们也应该仔细关注那些把自己塑造成某个文明的代言人的人。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由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表征之间的冲突构成的。文明也是如此。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应该像关注文明之间的冲突一样关注文明内部的冲突。

此外，帝国和文明一样重要——通常更为重要。实际上，亨廷顿自己的著作是帝国战略专著的典范之作。他建议西方进一步推动拉丁美洲的西化，并且保持或提升日本的西化程度。相比之下，他坚决反对在西方的核心地区推崇多元文化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文化完整性和地区利益应得到尊重，但它们扩大势力范围的最终企图也必须得到遏制。在亨廷顿的分析中，文化的地位仍然十分模糊。某些时候，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深刻的历史现实，应该得到国家精英的谨慎对待；但在其他时候，比如在对拉美和日本的建议中，他又将文化视为帝国战略的一个简单目标。他顺便提到了文明内部的分裂和摩擦，但它们在他对即将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评估中没有发挥任何重要作用。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背后的规范性基础。他的政治的核心并不是普遍性，而是西方的独特性。这是旧式欧洲中心主义在21世纪的残余。委婉地说，在他的理论框架中，非西方人民的道德地位仍是不明确的。他认为，西方应继续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堡垒；其他文明则应该被遏制，但当它们成为强大的新兴国家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就不应该试图干涉它们治理自己国民的方式。在其他地区，比如拉丁美洲和日本，为了让它们更加西化，温和的干涉主义是可以被允许的。

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亨廷顿来说，维持西方的主导地位是其最重要的价值，而其他所有问题都服从于帝国的战略和战术。他将“Civilization”（文明）一词的首字母大写，这让人想起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国际法的讨论。它从普遍道德的主题出发，但在分析的过程中，这一普遍性与世界上的“文明”地区产生了转喻性的联系。在笼统的声明中，非西方人民的需要和要求得到了承认，但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就不得不做出牺牲，以满足帝国现实政治的需要。

长远来看，亨廷顿希望文明之间的共性能够带来世界和平，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的中短期设想完全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利坚帝国的）政治和利益所主导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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