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他从辽宁走出，一生颇为传奇，他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当过张学良秘书与高参，矢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是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发起者和负责人；他是最早的东北籍民盟盟员，东北民盟组织主要创建者，后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位优秀的中共秘密党员。周恩来称他是：“东北人的榜样”。他就是高崇民，辽宁籍首位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
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出生在奉天开原县靠山屯，幼年时由做私塾先生的父亲高东园开蒙，18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学习期间苦寻强国富民之路。在高崇民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全程参与策划发动“西安事变”、赞同贯彻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近日，高崇民孙女高劲松向红船编辑部讲述起祖父高崇民与西安事变的岁月记忆。
高劲松出于一个革命世家，除了爷爷高崇民，她的父亲高存信是开国少将，母亲白竟凡也是一位老革命。过去，父母用了大量的时间，查档案、抄电报，去追溯高崇民的往事。高劲松退休后，接手了这项工作。高劲松坦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进一步看他们的著作和文章，才真正地了解祖父高崇民，才真正理解了叶剑英的评价“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以及周恩来对他的赞誉“高崇民是东北人民的楷模”。
高崇民孙女高劲松
衔命赴西安
1935年6月底，高崇民来到上海。好友杜重远因在《新生周刊》上发表《闲话皇帝》被判关押在上海监狱中，不知近况如何，高崇民十分挂念与担心。他此次赴沪，本来一是躲避蒋介石的通缉，二是想与杜重远会面并设法营救他。没想到却领受到更大更重要的任务。
在监狱中，高崇民、杜重远二人讨论分析当下形势，越来越感觉到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失望与纠结，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国土沦丧。
高崇民说：“国民党对外屈服，对内镇压，坚持内战，长此下去，国亡无日。”前不久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
“虽然说蒋介石不抗日，我们可以自己干！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本来东北军在长城抗战初期打得很好，可是蒋介石既不补充兵力也不补发装备，根本就不是真心抗日，做做样子应付全国百姓而已。最终长城抗战败在了政府的投降政策上，自毁长城，可叹可悲啊！现在把东北军调走去打内战，到陕北剿共。离抗日的战场越来越远。怎么样才能让张学良暨东北军重新举起抗日的大旗呢？真让人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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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高崇民与杜重远只是发动组织民众团体要求政府领导抗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此无动于衷，反而采取镇压政策。这点他们是深有体会的。九一八之后他们先后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南下民众请愿团、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复东会等等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解散、扼杀而失败。
杜重远说：“目前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抗日有好的基础。在西北地域十七路军是属于冯玉祥军事武装，西安的十七路军是杨虎城直接指挥的部队，他们与蒋介石也都是面和心不合，对蒋存有很大的戒心。而他们对待抗日救国态度却是比较一致的，曾公开地表示过坚决抗日、保卫国家。如果张学良、杨虎城能在西北联合抗日，再加上共产党，……”杜重远深思着慢慢说着，他心里也没有底，说出来好让高崇民和他一起研究分析。
听到杜重远的话，高崇民心中一激，他接着杜重远的话茬说“如果能充分调动他们抗日的一面，让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能联合在一起，不打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也是一股抗日的力量，在九一八后的第二天发表了抗日宣言。听说也到了西北，虽然立足未稳，但也可利用，这个主意不错。若能将三方都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一股更大的抗日联合力量。”
这就是“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最初设想的由来。
在上海的“救国会”核心成员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六人，为了“三位一体”的初步设想又专门召开了会议，不仅得到一致的同意，还对首先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及如何实施“三位一体”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们专门给张学良写信说明新的抗日动议，还分别给所认识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写了联合抗日建议信。并授权高崇民带着的核心组的意见和这些信，前往西安面见张学良，并留在西安辅佐张学良办成此事。
1935年11月下旬，高崇民抵达西安。高崇民到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等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中心思想是，第一，揭露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西北军打内战的阴谋，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也是日寇最愿意看到的中国人自相残杀。所以内战是打不得的，是没有出路的。第二，红军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官逼民反，顺应民心的，有人民的支持，是打不垮剿不净的。而且现在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可以依靠的力量。第三，要联俄联共，共同抗击日寇，收复东北，而且要在西北与十七路军、红军联合，形成“三位一体”抗日统一大联合的集团，再由全国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共同抗击日寇收复家园。
1936年，高崇民（左）在西安与杨虎城合影
高崇民首先提出停止剿共，停止内战，要保存东北军实力。为了张杨联合，他亲自做说客，来往于两军首脑之间，解除误会。为解除张学良联共思想顾虑，他向张学良认识介绍与他同来的共产党员孙达生，孙达生则向张学良介绍了共产党红军的性质、任务、目标，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都为张学良所接受，张学良也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文件，学习了解共产党人，并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
高崇民、孙达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月下旬东北军与红军在前线开始停战谈判，4月张学良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来洛川，与杨虎城秘密会谈，高崇民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救国，与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合作的方针。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延安会谈，实现了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9月杨虎城十七路军也实现与共产党红军的联合。实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大联合体系的建立，不仅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打下了军事抗衡的实力基础，也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活路》是西安事变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1936年3月，高崇民、栗又文和孙达生三人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活路》封面绘有残缺的东北地图，写有草书“活路”，既没有作者姓名，也没有印刷单位。共有四篇文章，其中高崇民撰写的《抗日问答》，是他根据东北军内部官兵的活思想，及与张学良谈话中提出的问题和质疑整理而成的，约计5000字；高崇民在《活路》中打出了反蒋抗日，联合联共的旗帜。高崇民明确地写道：抗日要由谁来领导？张少帅、杨将军和共产党，三军同盟（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抗日军，形成团结抗日一股力量。“三位一体”大联合，抗日力量大无比，军民联合团结紧，打败东洋鬼子兵。
《活路》是高崇民负责编辑的。完成后他向张学良作了汇报。他把全部稿件都事先拿给张学良看，介绍了《活路》出刊意图、稿件内容和作者等等。张学良肯定地表示：《活路》中的“抗日问答”写出了他的心声，痛快，明了。文笔通俗好懂，士兵们也能看懂。但目前的形势下绝不能署名发表，也只能秘密印发。它的内容与蒋公的国策是格格不入，完全相对立。少帅明亮的眼光中透露着机智“所以，表面上我还得公开查禁，以应付国民党。”同时他用双手做了一个相互倒换的动作，指这边收缴，换一边再下发。
《活路》最后由杨虎城密令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由十七路军的印刷厂监印，选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加班突击印刷《活路》，共印了8000册，留下2000册分给十七路军，6000册在东北军中散发。
《活路》秘密散发后，对于扭转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认清东北军的前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联共、联苏、联十七路军”的战略思想，提出“三位一体”在西北组织大联合，明确地提出反对内战，联合对外。为东北军指出了一条活路，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反响强烈。其思想宣传鼓动作用之大，是始料不及的。
《活路》出版后，中共中央交通员也立即给毛泽东送去。毛主席非常重视，看到后认为《活路》中“三位一体”的提法很好，非常符合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局发布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三位一体”的提法。毛泽东还责成红军总政治部把高崇民写的《抗日问答》大量翻印，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教材，面向中下层官兵通俗易懂，在部队中广泛散发。是一篇很好的宣传动员文章。
但是，蒋介石因此而第二次下令通缉高崇民。张学良秘令王以哲和刘多荃将高崇民由洛川送往天津躲避。
《活路》是由一个东北爱国人士与两名共产党人合作编写，由十七路军的印刷所和红军印刷厂印制，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中广泛发行。虽然只印发了一期，即被国民党查禁，再未出刊。但是，越查禁，人们越想看，影响也越大。《活路》不仅是“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的成果，而且在三军中广泛传阅，宣传教育成果显著，在西安事变前起到了很好的思想舆论的准备作用。
西安事变“兵谏”的由来
1936年12月11日晚，西安市面平静，从表面上看，生活依然循着往日的轨道行进着。当夜，张学良、杨虎城将一切布置就绪，把高崇民从西仓门76号接到了新城，王维之陪同前来。同行的还有洪钫、卢广绩、黎天才。
张学良笑着对高崇民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的举动。”高崇民当即讲了一段历史典故“刀谏”的故事：“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侯以进图中原。再三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逼着，楚文王才答应了。”张学良听出其中寓意，遂亲定为“兵谏”。“兵谏”一词就成为西安事变捉蒋的代名词，传遍了中国、也传遍了世界。
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决定于12月12日凌晨开始捉蒋行动。两军的分工是：东北军负责临潼捉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负总责；西北军扣押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大员，收缴城内南京系统部队的武器等，由赵寿山总负责。
临潼扣蒋的作战命令是秘密分头下达部署的。这次作战分内外两线。外线指挥官是六十七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因为一旅旅长高福源外出联络马步青去了，刘多荃向王以哲借用周去指挥，王与刘的关系十分密切。内线作战指挥官是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其作战勇敢，抗日心切。内线攻击华清池的是卫队二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又增派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参加进攻华清池，二人枪法好，擅长“掏老窝”。营长王玉瓒率领第七连打响了捉蒋的第一枪。孙铭九带领卫队一营约100多人在灞桥准备支援，听到枪声后冲入华清池。
扣蒋是捅破天的大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行动上进行了周密部署。仅张学良动用了5000多兵力，内外线作战，全力以赴，志在必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城内的战斗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兵谏”是对应“刀谏”而定，再恰当不过了。
高崇民
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2月12日一早，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为了使国内和国际很快明了真相，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了八项爱国主张，责成高崇民、洪钫、卢广绩、黎天才等四人参与起草了《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以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用意，对蒋做最后之“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高崇民等起草的《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的电文，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它回顾了九一八以来国土丢失的危机，写出了民众抗日决心与行为。揭露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卖国求荣，镇压爱国行动。反映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与国人无法忍耐，坐视不理，对蒋介石举行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告示天下，明白与理解张杨“兵谏”捉蒋，逼其抗日的真实良苦用心。此电在12日当天交由交通处主管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向全国各地发出。
电文梗概如下：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之前，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相互勾结，均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艰，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抗日，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外交当局(指外交部长张群勾结日本)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发生，举世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严斥。日昨天西安学生举行爱国游行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指蒋介石)作最后之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在捉蒋成功后，高崇民立即被任命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设计委员会工作任务按张学良的话说就是“对我和杨先生负责。我们不能乱来，要对全国人民负责。”也即对西安事变的政治大计负责，为全国人民负责。
从12月11日晚到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十多天时间里，高崇民日以继夜地工作，吃住都在新城办公室，晚上便和衣而睡，随时起来处理公文电函。高崇民抓大放小，不管吃喝拉撒，不管找人托事，这一切他全然不予顾及，还多次劝说卢广绩：“不要为这些小事耽误了大事，这个时期，哪有工夫扯这些闲事！”他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处理来往电报、信件，接待各方来人，搜集各方情报反映，及时归纳汇总向张、杨汇报。作为他们做出重大决策时的主要信息情报的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以下三派：
公开反对的。以南京方面为主，而且控制国内邮电，伪造谣言。几乎千篇一律地谴责劫持统帅，大逆不道。致使中外对于西安事件，“兵谏”捉蒋，一时不得真相。何应钦则坚决主张讨伐；公开支持的。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持观望形势，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来回倒，如盛世才和阎锡山。
国际上（苏、英、美、日）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而苏方的表现又最使他失望。12月14日，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发表社论都认定张学良是破坏中国的统一，说张学良是假借抗日为名，从事投机，而同时却把蒋介石南京政府臭捧了一通。这是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许多进步人士没有想到的。高崇民分析说，苏联对中国—向是重视蒋介石的政权，而轻视地方实力派。历史上张学良与俄国有过节，打过仗。误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一种军事阴谋、非正义举动，甚至认为可能与日本军阀相勾结。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急于送蒋回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崇民坚决拥护中共的和平解决方针
蒋介石能抗日吗？蒋介石能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吗？对此，高崇民开始是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也是他与张学良争论与分歧的问题之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崇民专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学生南下请愿团，所有活动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敦促蒋介石国民政府能够领导全国抗战，收复东北家乡。结果是这一切的活动都被镇压、取缔、解散，无功而返。他们又秘密成立复东会，也被蒋介石用“四维学会”名义取代，实则是撤销了，没有了东北人的抗日组织。高崇民还因抗日活动和言论受到了蒋介石的抓捕通缉令，四处躲藏。要不是因为有张学良的保护，他是不可能来西安的。
“兵谏”捉蒋，高崇民是极力支持的，张学良的逼蒋抗日的行动，是完全有利于抗日救国活动的，对此高崇民全心全意的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成功建立起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直至“兵谏”捉蒋成功。由于事发突然，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全国民众抗日呼声十分高涨，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喊“杀”一片，尤为反蒋亲日派大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与行动，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药”，接下来该怎么办？对此，高崇民完全赞同张学良邀请中共派代表团来一起商议解决。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首先周恩来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听取张学良介绍了对蒋苦谏的经过，“兵谏”只是逼蒋抗日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手段而已。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了他，仍拥护由他领导全国抗日。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首先表示充分理解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认为“这是义举，是张、杨爱国心的表现，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张、杨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援。”随后，周恩来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答应所提的条件，就放他回去，拥护他做领袖，领导人民抗战。要争取这个前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知道中共的态度后十分高兴，中共不仅肯定他们的革命行动，给予支援，更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和平解决方针与张的主张不谋而合。
会见之后，张学良向高崇民详细介绍了谈话内容。周恩来对国内国际各种派别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到和平解决可能性，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周恩来指出，“和平解决的前提，是在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此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国难当前，必须从民族利益这个大局着眼，争取和平解决。决不能意气用事，计较私怨。如果说私怨，我们共产党人被蒋杀害的何止几千几万?但只要蒋同意一致抗日，我们党就主张和平解决”。
高崇民对周恩来的表态，感到万分惊叹，他从心底由衷的敬佩周恩来和他代表的中共中央。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残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何止万千，而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旧仇，古今中外绝无此先例，感人至深。他坚决拥护中共的和平解决方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全国、全军、全民、各民主党派大团结，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蒋介石能改过自新，真心领导全国抗日，以前的一切过错都可以放弃。
高崇民能够这么快的接受中共的意见，在行动中坚决地贯彻执行，绝不是一时冲动。早在1933年他就写过一篇《东北魂》，其中写道“吾东北人田园庐墓，为日占领，宗族亲戚为日离散，父老兄弟诸姑姐妹，为日侮辱，是亦无贵贱贫富，无文武党派，无老幼男女，一朝而变为同等境遇，同等资格。凡有血气莫不同仇‘九一八’之前之是非恩怨，新旧派别，自当一扫而空，应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九一八’之后，东北之魂显可见，国人风起云涌，泣血怒号，敌慨之气势吞是岛。说明‘东北有魂，东北不亡，今后东北失之愈久，东北之魂，将愈发挥而光大’，东北‘有志之士已蔚然而生，形成集团’，此集团名曰‘东北魂’。斯魂也，行将感动全国，为全国人民收复东北之前驱，全国动员以之感动世界”。
“二二事件”几乎葬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五次谈判之后，基本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点协议，但这只是口头协议，且蒋提出对协议内容双方不准公开发表。张学良迫于外界形势的压力，特别是苏联的反对态度。一时沉不气，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24日高崇民得知后，连夜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明确阐述，蒋介石为人狡诈，不守信誉，在没有确切的安全保障之下，绝不能亲自送他回南京，在西北地域尚可，顶多送到洛阳。到了南京就完全不可控了。而东北军，西北地区的抗日活动离不了张学良的统率，张学良不在西安，将会发生无法预料的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并将信连夜报送给张学良。
12月25日早上8时左右，高崇民遇到张学良，张匆匆忙忙地对高说：“你的信我见到了，我告诉你崇民，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态度非常坚决。高崇民心平气静地对张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
高崇民是想通过周恩来说服张学良，张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高崇民当时并未意识到张学良当天就会放蒋与送蒋，于是仍然按计划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放蒋的问题。正在讨论中间，高崇民得知张学良已送蒋起飞了。这个消息令大家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高崇民心里认为，张学良急于送蒋是要公开表明，一则张拥护蒋抗日的诚意；二则张是以光明磊落、束身归罪的态度，亲身送蒋，以示坚决抗日爱国，别无他肠，用以顶住亲日派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使亲日派等无话可说。高崇民当时对大家说：“张一个人送蒋去南京，可顶住五十万大军，西安方面可保证平安无事。”
张学良送蒋被扣后，救张是“和”是“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以及共产党在东北军内部的地下组织中都产生了严重分歧。高崇民仍然坚定不移的执行党的正确方针与路线，坚决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为此令杨虎城十分不理解，对他很不满意。
杨虎城曾对王炳南说：“高崇民过去对蒋介石恨之入骨，骂得狗血喷头，坚主反蒋。现在他居然对蒋特别原谅，坚主和平，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反常的人容易挨枪打。”王炳南把杨的话转告给高崇民，这就引起他的特别警惕。高崇民不认为杨虎城会对他怎么样。但西安事变后，他的手下特务营长宋文枚（少壮派）曾劫取国民党在西安的中、交两银行，不仅贪污，还枪杀了东北边业银行经理王景越及总部少校张世维。事后高崇民向杨虎城检举反对此种行为。杨虎城极为震怒，几乎要枪毙宋文枚。故宋文枚对高崇民抱有怨言私恨。高崇民担心宋文枚借杨虎城之言，进行暗杀。同时主“战”的少壮派也把高崇民列入暗杀名单之中。1月30日，他决定搬离新城大楼，前往临潼前线105师刘多荃师长处。
高崇民认为，无论主战派如何叫嚷，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打仗，不能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到渭南前线去。只要把握住前线的部队，不发生武装冲突，主战派是闹不起来的。
2月2日东北军的主战派少壮派“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派兵枪杀了王以哲等四名主和派的将领，制造了“二二事件”，致使东北军分裂和西北“三位一体”瓦解。高崇民也被列在了要暗杀人员的名单之中，幸亏他已经离开了西安。“二二事件”几乎葬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是造成杨虎城被杀，张学良被关押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原因。
撰文：周晓宇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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