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在一次外出办事途中突然失踪。
消息传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格外关注。
图|宣侠父
宣侠父作为八路军高级参谋，受党组织委派来西安帮助自己工作，以往也曾出门办事多次，从来没出过任何意外，这一次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这其中必然有问题。
周恩来立即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要求国民党当局予以调查，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始终含糊其辞，不予解释，甚至假模假式的在西安城内展开户口大清查，美其名曰“调查宣侠父的下落”。
周恩来又向蒋介石提出交涉，希望能追查宣侠父的下落，但蒋介石始终不予理睬。
一直到3个月后，事情才突然有了转机。
因杀害宣侠父的特务因独吞奖金一事闹了矛盾，周恩来通过潜伏在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内的眼线，得知了这一情况，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严惩行凶杀人者，蒋介石见事情瞒不住，这才迫于无奈承认：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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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恩来
也因为国民党当局掣肘，尽管我党已经明确清楚宣侠父已经被害，但遗体始终下落不明。也没有人清楚，宣侠父当年到底是如何遇害牺牲的。
宣侠父牺牲后，他的妻子金玲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弄清楚丈夫牺牲的经过，1963年，金玲回到北京后，专程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询问在押的几名国民党军统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金玲建议：
“当时张严佛是西北区区长，事情的经过他最清楚。”
不过，当时张严佛并不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上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张严佛从地方管理所调来北京。
金玲在见到张严佛后，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问出，张严佛自己也吃了一惊，尽管他担心自己说出真相后，可能会遭到严惩，但几经思考之下，张严佛还是决定说出真相，金玲这才知道了丈夫当年牺牲的经过。
张严佛不仅将当年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还按照金玲的嘱托，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
宣侠父遇难经过
张严佛虽然名声不显，但其实在军统之中地位甚高，仅次于毛人凤，甚至于如果是论资历的话，他比毛人凤还要老，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张严佛也是属于地位较高，资历最老的那一类。
图|邓文仪
张严佛原来不是出身于戴笠的特务系统，而是隶属于邓文仪，邓文仪也是国民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但他是黄埔一期，资历较戴笠要老，而且邓文仪是先于戴笠做特务工作，当时张严佛就是邓文仪网罗的收下大将之一。
1931年3月，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张严佛就是副科长。
不过，邓文仪搞情报工作显然是不如戴笠，后来逐渐地远离了特务系统，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时候，兼并了原来邓文仪系统的人，所以张严佛后来成了戴笠的手下。
尽管戴笠为了笼络张严佛这些人，表面上对他们很重用，但实际上确实别有用心，张严佛在军统特务系统虽然身居高位，可实际上坐冷板凳多年，干的活也是吃力不讨好。
张严佛被外放的时候，担任过川康区区长、西北区区长，按照军统机构排列来看，这一位置并不低。
也就是在干西北区区长期间，张严佛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负责处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
宣侠父是黄埔一期肄业，是1924年受中共浙江省委的委派考入黄埔的，因为学识出众，宣侠父在校期间就深孚众望。
不过，才刚入学两个月，宣侠父就与校长蒋介石产生了矛盾。
图|1937年，宣侠父、陈赓、左权、徐向前在西安
那时，黄埔军校要成立国民党支部，校本部与小队的区党部都是经选举产生，唯独只有分队的党小组组长，是由校党部直接指定的，那时蒋介石已经把黄埔军校视为自己发家的资本，竭尽全力的在校发展培植自己的势力，引起了很多学生的不满，许多人摄于他是校长，不敢指责，唯独只有宣侠父一个人站了出来，还写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十分恼怒，几次威胁宣侠父，撤回报告，可宣侠父铁了心维持正义，蒋介石最终决定开除他。
宣侠父也成为了黄埔军校中唯一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蒋介石对宣侠父便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1937年3月，宣侠父被派往西安负责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宣侠父从到西安的那一刻，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很不满他在西安的活动，几次请客吃饭，希望能拉拢他，但都被宣侠父言辞拒绝，蒋鼎文恼怒之下，萌生了除掉宣侠父的想法，他对在西安的特务说：
“宣侠父在西安满口抗日，与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布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日，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
当时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当时叫张毅夫）受命派特务监视宣侠父，并搜集整理了宣侠父所谓的“五大罪状”，秘密向蒋介石报告。
1938年4月，蒋介石密令蒋鼎文：
“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秘密制裁。”
蒋鼎文密唤张严佛来商量对策，不过那时的张严佛刚接到调令，准备到武昌军统局任代理主任秘书，无暇处理这件事，于是就交给了继任者徐一觉。
徐一觉安排特务们盯住了每天出入的宣侠父，寻找时机暗中下手，一连盯了十几天，终于被他们抓住机会绑架了宣侠父。
宣侠父被捕后，被特务们绑架到了西安别动队大院东头一个篮球场上，一连开了七枪，宣侠父才倒地牺牲，事后特务们将宣侠父的遗体装进麻袋里，扔到了马陵东城根一个枯井内，并用土填平了。
图|蒋鼎文
张严佛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杀害宣侠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作为军统特务时，是他向蒋介石密报了宣侠父在西安的情况，也是导致宣侠父之死的重要因素。
后来军统机事不密，泄露了宣侠父遇害的消息，蒋介石勃然大怒，将蒋鼎文、戴笠、张严佛叫了过来，狠批了一顿。
尽心竭力
张严佛从西北区区长职务上，调武昌出任代理主任秘书，实际上是戴笠为毛人凤找的帮手。
要知道张严佛在军统的资历相当老，早年跟着邓文仪干，后来跟了戴笠以后，戴笠还安排他在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可那时戴笠任命张严佛，本身就是为了掌控邓文仪派系的人马，等到掌握的差不多了，就把张严佛一脚踢开了。
张严佛担任书记长期间，工作上确实尽心尽力，是后来越来越感到工作上棘手，才发现了不对劲，主动要求外放。
1938年3月，郑介民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主管军事情报工作）的身份，兼任了军统局主任秘书。
郑介民那时在军统时仅次于戴笠的存在，但很显然，郑介民不愿意屈居于比自己资历浅的戴笠手下，所以不怎么管军统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军统的工作都是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来管。
图|戴笠
可毛人凤的资历，在军统中还是太浅了。他对军统的工作也并不熟练，思来想去，也就只有张严佛才能担起来这个任务。
毫无疑问，张严佛为人很有才，据说他年轻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了以后鼻子歪了，因为这幅尊荣，张严佛到哪里都不受重视。
有一次，军统负责看守张学良期间，张学良大发雷霆，戴笠实在抽不出身来，就派张严佛去看看，张学良一开始见到张严佛这幅尊荣，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就打算敷衍一两句，但没想到几句话谈下来，张学良发现眼前这个人实在是有见识，还留他多住了几天。后来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戴笠对张严佛无疑很重视，但并不完全信任，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的毛人凤了。
为了稳住自己在军统的地位，张严佛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伴着毛人凤，对他所吩咐的任何事情尽心尽力，也因为这个态度，他得到了戴笠与毛人凤的信任，当然也只是表面上的信任。
在辅助毛人凤办差期间，张严佛基本上什么事都不出头，戴笠离开重庆后，蒋介石到军统找负责人，张严佛也不出面，而是派人去找毛人凤。其实张严佛早年跟着邓文仪的时候，与蒋介石打过交道，况且他此时身为军统局副主任秘书，也是实实在在的军统负责人，但他谨小慎微，凡事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处处以毛人凤为准绳，甚至也从来不越级向戴笠去提意见。
可惜的是，尽管张严佛办事尽心尽力，但无论是戴笠还是毛人凤，有什么好处都不想着张严佛。
图|毛人凤
抗战胜利后，戴笠安排了不少军统大员到南京、上海接受敌伪资产，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势，大搞五子登科，发了不少洋财，然而张严佛却被毛人凤安排在重庆，负责军统局的结束工作。
原来就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决定仿效美国，改革军事机构，裁撤了军事委员会以及所属的一切军事机构，这样一来，原本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军统，也要奉令裁撤，改组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
原本建制臃肿的军统局要裁掉大部分的人员，这件得罪人的差事，毛人凤专门交给了张严佛来办。
张严佛任劳任怨，将这件事办得十分圆满。
据说蒋介石在戴笠死后，还有意安排张严佛出任军统局的局长
可遗憾的是，即便张严佛办事能力出众，但他与毛人凤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摩擦。
还是之前的问题，抗战胜利后，军统大员都飞赴全国各地倒买倒卖的发洋财，据沈醉回忆称：
“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等价格相差很大，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十利。”
图|沈醉
张严佛虽然没被安排干这些差事，但以他的秉性，是不愿意去做这些投机的，可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严佛发现，军统控制下的航空检查所，有人利用权力通过航空检查所购买机票来回在各地倒卖黄金，张严佛大怒之余，将航空检查所的所长逮捕。没想到的是，这个所长自恃有后台，竟然不将张严佛放在眼里，张严佛也丝毫不顾及面子，直接将人交给毛人凤处理。
事实上，这个航空检查所所长，背后的后台就是毛人凤，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就是通过这个人的关系大搞走私活动。
见张严佛如此不近人情，毛人凤一边暗骂，一边又不得不处理这件事。
也因为这件事，张严佛得罪了毛人凤。
1947年冬，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本来以张严佛的情况，就算不安排一个副局长，起码也可以当一个局长办公室主任，可毛人凤做事太绝，竟然把这位军统元老，打发到了一个闲职上。
张严佛这才意识到，即便自己再怎么卖力，也融入不进毛人凤的核心圈子，此时的他已经萌生了退出保密局的想法。
张严佛1949年参与湖南起义
张严佛在军统敷衍了一段时间，就跑去湖南投奔了程潜。
程潜1948年3月参与副总统竞选失败后，就被安排到湖南担任了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掌握湖南的军政大权。
图|程潜与陈明仁
张严佛与程潜有旧交，过去他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过职，对于这位老乡兼部下，程潜过去就很赏识，见张严佛来投奔，心里也很高兴，便让他出任了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
1949年1月，程潜派人与中共取得联系，商量并筹备起义事项。
张严佛虽然以前身为军统，但他对国民党当局早已萌生失望，于是也加入到起义中。
国民党当局自然不能容忍程潜起义，于是派出特务伺机破坏。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自己的侄子毛钟新秘密潜入长沙，伺机暗杀可能起义的湖南省政府高官，其中包括程潜、陈明仁、程星龄等等十多人。
毛钟新人虽然到了长沙，却整日深居简出，平时很少有所举动，尽管他为人机敏，但考虑到程潜身边时任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张严佛就是军统出身，湖南的军统势力都被张严佛牢牢掌握，对于这样一位军统元老，毛钟新认为自己如果面对面与之较量，恐怕非其敌手。
事实也确如毛钟新预料，他人一到长沙，张严佛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考虑到此人破坏力极强，一旦出手很难防备，张严佛考虑再三，决定不等毛钟新出手，而是自己主动派人与之接触，以便于能直接控制其行为。
张严佛选来选去，选中了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衢州情报搜集所少将主任陈达。
陈达是张严佛的老乡兼同事，一直做到了军统江西站代理站长。更重要的是，陈达与毛钟新还有一层同学关系，两人都是毕业于军统临澧特训班。
也正是这封电报，改变了陈达一生的轨迹。
陈达晚年还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9年6月初，我赶回长沙，张严佛、刘炳文秘密对我讲了湖南程潜、陈明仁已决心起义，在长沙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也准备跟随起义。劝说我莫去台湾，一道参加起义活动，向我转达了地下党员余志宏、李石静等人讲的党的既往不咎，立功授奖的政策。”
陈达也凭借此契机，潜伏敌营之中，并为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严佛凭借陈达与毛钟新之间的关系，及时破获了保密局特务在长沙的刺杀行动。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可意外的是，就在起义成功以后，张严佛却被当做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关了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张严佛与沈醉的遭遇颇为类似。
事实上张严佛虽然赞同起义，但对于许多原来在军统的同僚，还是顾念了许多旧情，导致了原本计划参与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刘人爵被杀，事后张严佛对于搞暗杀活动的军统特务，并没有及时检举，反而放任他们离去，是他后来被当做战犯的重要原因。
图|张严佛（网图存疑）
张严佛被捕后一直在地方管理所改造，一直到1963年，因为当年宣侠父遇害一事才被调到北京。张严佛被宣侠父遗孀问及她丈夫当年遇害经过时，尽管心里很恐惧，但还是一五一十交待了情况。
让张严佛感动的是，宣侠父遗孀金玲在询问过程中，语气一直很平静，对他也并不怎么凶狠。也因为是这样，张严佛的内心深处便更感愧疚。
在交待清楚以后，张严佛便处于整日惶恐之中，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随时等待被处决”。
一次，张严佛遇到沈醉（于1960年第二批获得特赦），还向他交待：
“（我）估计不久后就会被处决，希望你照顾一下我在湖南的家属。”
沈醉劝他“不会按照过去历史罪行处决你”，可张严佛根本不相信。
一直在沈醉反复劝慰下，张严佛这才放下了心中的忧虑。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张严佛并没有等到特赦，便于1971年病逝，享年70岁。
就在张严佛去世十多年后，1983年，中央正式下令为张严佛平反，并追认他为起义有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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