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5届夏季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全国总会收到邀请电时，距离奥运会开幕时间仅剩几个小时了。
周恩来总理果断做出批示：“要去！”
并指出：“正式比赛参加不上，但可以和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多做友好工作，要通过代表团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
在赛程过半时，中国奥运代表团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到达赫尔辛基，第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
不过，参加奥运会的艰难，并不影响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
就在当年的11月，在朝鲜北部的小郡碧潼，一场别开生面的“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之际，而这场“奥运会”的主办方，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尽管这场“奥运会”没有国际奥委会的授权，但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不需要授权，志愿军严格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组织各国运动员们一起操办。
参赛运动员的国籍众多，不少来自于世界强国，分别属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哥伦比亚、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土耳其、荷兰、比利时、希腊等共14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另外一个身份也很特别——战俘！没错，就是战俘！而一口气抓了14国的战俘，这事也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干得出来。
时间追溯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悍然派兵入侵朝鲜，随之踏上朝鲜半岛的是由16国作战部队和5国医疗队组成的“联合国军”。
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作战，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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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浴血战斗，随着志愿军部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处于守势，战线基本上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
志愿军的战果，伴随着收复朝鲜国土而来的，还有一万多名“联合国军”战俘。
战俘，一直是一个不太光彩的名词。但对“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来说，作为志愿军的战俘，却伴随着无数温馨的回忆。
因为我们国家的战俘政策，实在是太好了。这里不是在做政治宣传，中国的战俘政策，在全世界的确首屈一指。
我们的党，是把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我们的建军理念，是要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正如国际歌所述：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因此，这些外国军队的底层官兵，一样被我们认定为无产阶级同胞，都是受压迫者。
一位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的美军战俘曾告诉记者，两年零8个月的战俘营时光，他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言行所感动。
温纳瑞斯刚到战俘营的时候，正是志愿军比较困难的时期。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
这影响的不只是前线部队的供应补给，战俘营的物资运送同样遭遇很大的困扰。
吃惯了牛肉、面包的战俘们，看着志愿军战士们啃着玉米和咸菜，心里面也是一阵阵凉意。
他们未曾想到，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战俘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
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战俘们改善生活。为了照顾战俘们的生活习惯，甚至连面包烤箱也捎来了。
尽管衣食无忧，但长期战地生活带来的压力，加上全世界无产者都无法回避的浓浓乡愁，一些战俘的健康还是出现了问题。
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
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赶赴朝鲜小郡碧潼，在这里建起了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不仅如此，据温纳瑞斯回忆，战俘营经常组织战俘们进行文体活动，各战俘团、队、中队先后建立起了俱乐部，与此同时，电影队、图书阅览室、墙报、板报、有线广播等也陆续办起来了。
两军交战，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志愿军优待俘虏的传统，感化了无数战俘。丰富多彩的生活，战俘们想家的念头慢慢淡化了。随着战俘们的生活热情越来越高涨，他们建议成立了一个“运动娱乐委员会”。
不久，“运动娱乐委员会”提出要举办一次全战俘营规模的运动会。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的领导一想，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朝鲜战争中，除了中国军队以外，屠杀战俘十分常见。而我们的俘虏政策再好，西方媒体也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编造各种理由大做文章。
举办战俘营运动会，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可以调动战俘情绪，教育他们一起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我军俘虏政策的好窗口。
不过，一个如此特殊的运动会，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大家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叫“碧潼运动会”，有人说叫“战俘营运动会”。
最后，美军黑人战俘普雷斯顿·E·里奇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这次运动会将有10多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参加，像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吧！
里奇的提议得到通过，让另外一名黑人士兵克拉伦斯·亚当斯十分震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平等。在战俘营内，大家没有军衔，中国人阻止军官们对我们发号施令，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种族歧视和以权压人的行为。”
举办战俘营奥运会的决心定下以后，俘虏管理处主任王央公召集来自美、英、土、法、荷、韩、菲、澳、波等国的代表共同学习《奥林匹克宪章》，开始“奥运会”的筹建工作。
战俘营奥运会的筹建工作相当专业，一点也不逊色于芬兰奥组委。
组织领导方面，根据运动员的情况，确定由各战俘营选举产生10名“奥运会委员会”委员。
宣传工作方面，确定在《走向真理与和平》杂志编辑部基础上，增补20名大会记者、6名摄影师，组成《奥运纪实》编辑部。
制度纪律方面，制定并通过了《奥运会委员会工作守则》、《新闻记者工作守则》、《治安工作守则》、《急救工作守则》和《裁判员纪律守则》、《运动员纪律守则》。
最终，战俘营奥运会制定了田径、球类、体操、拳击、摔跤、拔河等27 个比赛项目。
项目种类五彩纷呈，既参照官方奥运会项目，又结合实际需求，可以说应有尽有，兼顾竞赛性和趣味性。
其中，既有100米、200米和400米短跑，跳远、跳高、撑杆跳高、铅球以及拳击、体操、篮球、足球等奥运项目。
也有诸如100米套袋跑、拔河、垒球、橄榄球、排球（排球60年代才被列入奥运会比赛中）等非奥运项目。
稍有不足的是因为没有游泳池，缺乏水上项目。
这样，一个有特殊而有时代意义的运动会在大家的潜心酝酿中，逐渐清晰起来。
1952年11月16日这天，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山城碧潼，旌旗招展，四处洋溢着一股盛大的节日气氛。
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战俘运动员，穿过写有“和平之路”的大门，走进碧潼中学体育场，战俘营营际奥运会正式开幕了。
运动员入场完毕后，绣有和平鸽的会旗徐徐升起，大会主席、志愿军政治部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用英语致开幕词：
“为了天赋人权，为了体育的发展，为了拥护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举办 了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奥运会’……和平是必需的，各国友好相处是最重要 的，未来将属于和平，人类终将实现友善！”
振奋人心的开幕词后，军乐队奏起《友谊进行曲》，形象高大的美国战俘斯通手举火炬入场，绕场一周后来到主席台，大会主席王央公接过火炬，点燃位于主席台边的主火炬。
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俘营奥运会，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战俘营奥运会很有特色，各国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部分奖牌被美国队包揽，因为他们人多，被抓的人最多！当然，全民健身的习惯帮助也很大。
尽管参赛选手都是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但运动员们的竞技水平却不亚于专业选手，比赛场面精彩纷呈。
最为引人注目的百米大赛中，平平无奇的一等兵，20岁的美国黑人选手约翰·L·托马斯一马当先，跑出了10.6秒的好成绩，仅比当时的世界纪录10.2 秒慢0.4秒。
百米亚军曾是个田径明星，诺曼·克劳福德，他从1936年起参加过各种田径比赛，曾于1949年在美国陆海空三军运动会上获得百米大赛冠军。
全能的他还夺得本次大赛的100米套袋跑冠军和跳远亚军，最终获得个人 总成绩第二名。
200米跑的冠军也是美国选手，这是来自第四战俘营的克林顿中士，一位被俘前从未参加过赛跑的人，一路领跑进入了决赛。
令人称奇的是，体力过人的他在赛前15分钟，竟然刚刚参加了800米接力跑，还获得亚军。
赛后，精神饱满的克林顿中士接受《奥运纪实》记者的采访：“如果我参加橄榄球比赛，肯定能再创奇迹！”
短跑是美国选手的天下，中长跑就不一样了。说到耐力，还得看亚洲选手的。
在这里，韩国选手兑现了他们的天赋。
3000米跑的比赛中，韩国战俘堪称梦之队，包揽了前四名，他们的名字是：李相根、南尚玉、金斗东和金正天。
冠军李相根的成绩10分33秒，这比第15届奥运会3000米障碍赛的冠军成绩，还要慢了近2 分钟。
但李相根已30岁了，在天寒地冻的11月碧潼，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韩国选手在中长跑比赛中的一枝独秀，早在志愿军将士们意料之中。而且他们知道，这并不能代表韩国选手的真实水平。
许多志愿军老兵都曾感慨，韩军的战俘特别难抓，不是因为太顽强，而是因为太能跑。尤其是最能跑的，一个也没抓着。
当然，耐力好的不仅仅是韩国选手，在1500米的竞走比赛中，英国战俘表现突出，一举包揽了前三名。冠军的名字很响亮——乔治•格林，和提出著名的格林函数的英国科学家一字不差。
英国绅士的探险精神，在比赛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
特里克·瑞安，可能是这次大赛中参加项目最多的选手，他先后参加了100米、200米、400米跑和110米跨栏比赛。另外，他还参加了跳远和足球比赛。
尽管没有夺得任何冠军，但他还是以精彩的表现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值得一提的是，奥林匹克的团结友爱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竞赛过程中，整个运动会从主持大会、组织竞赛、运动裁判，到大会新闻采编、摄影和其他各项服务工作，志愿军一律放手交由战俘们具体操办。
尤其有意思的是，针对此次战俘营奥运会，志愿军最大的对手美国人，竟然进行了全程公开报道。
这个报道任务，是由大名鼎鼎的美联社执行的。而这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是由一个代号为“老爸圣诞节行动”引发的。
“中国战俘营里的‘诺尔老爸’”，这是一个在志愿军中叫得响亮的称呼，而且在全世界，也是闻名遐迩。
弗兰克·诺尔（左一）
“诺尔老爸”，真名弗兰克·诺尔，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他的经典作品，是在二战中拍摄一个被鱼雷袭击的幸存者照片。
这次来到朝鲜战场，他再次发挥了光彩夺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的历史意义，比那次普利策新闻奖，更有价值。
让人意外的是，弗兰克·诺尔进入角色的身份比较尴尬，不是记者，而是战俘。不过也正是这个尴尬的身份，给了他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美联社专门为此筹划了“老爸圣诞节行动”。
弗兰克·诺尔被俘的地点也很有名——长津湖。
朝鲜战争爆发后，年近五旬的他加入“联合国军”进行随军采访，美国大兵们送给上了年纪的他一个绰号——“老爸”。
那时的他无限风光，身着戎装，佩戴上尉军衔，腰间挎着一支手枪，驾驶着专配的吉普车，携带全套战地摄影器材，游弋在长津湖畔，正在为他的心目中的第二次普利策奖，酝酿着灵感。
不幸的是，风光并没有持续多久，1950年的初冬，在长津湖战役中，他和美军“王牌”陆战第１师先头部队的约翰·Ｍ·麦克劳弗林少校等人，一同被俘。
初入碧潼战俘营的诺尔并没有摆正位置，他忘了被俘时的全副武装和他的上尉军衔，而是拿出他的记者证，要求志愿军按国际公约把他送还美国。
俘虏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可不吃这一套，回复一针见血：
“我们并不是用请柬邀请你到战俘营来的，而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把你俘虏过来的。当时你身穿军装，佩戴上尉军衔，并携带武器。你并不是在为朝鲜人民服务，而是在美军精锐部队的前方为美国侵略军效劳。”
诺尔眼看记者身份不好使了，又开始争辩：我是文职人员。
管理人员回应：“美军中神甫、牧师等神职人员，也是文职，不也同样有被俘的吗？难道也应该释放吗？更何况你佩带有上尉军衔，足以证明你的身份绝非普通平民。”
诺尔无言以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俘虏身份。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令他沮丧而又尴尬的身份，很快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幸运。
“诺尔老爸”被俘一年后，原先在美联社的同事准备给他送点圣诞礼物。
送点什么好呢？香烟？罐头？威士忌？
图片编辑的玩笑话激起大家的灵感：“送只照相机去怎么样？”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真相是最有价值的，让“诺尔老爸”留在战俘营，负责美联社的报道工作，岂不是有了最权威的“独家新闻”。
不久，利用板门店谈判的机会，美联社的记者辗转找到我方的媒体同行，向他们提出这一请求。
巧的是，新华社也正为战俘营的客观报道一事发愁呢。
西方媒体的有色眼镜没那么好摘，对于朝鲜战争的战俘情况，没有事实依据，他们就开始臆想，说什么志愿军虐待战俘，害死的“联合国军”战俘不计其数，等等。
对此，新华社等媒体曾发出了许多图文报道，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传递给西方国家。
但西方媒体却扣下了大部分真实报道，有的报道即使能在报刊上登出，却被别有用心地加上“来自赤色中国”的字样。还有的报刊甚至造谣：这是在枪口威逼下拍出来的假照片。
现在美联社主动找上门来，他们的专职记者又正巧在我们的战俘营，的确是个有趣的巧合。
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很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都同意了这一请求。
于是，美联社迅速把一只新闻箱和一些散页胶片交给了我方代转，并给诺尔捎来了慰问信和一些食品饮料。
为了确保美联社的“独家性”，他们的安排是悄悄进行。为此，美联社专门给这次行动起了个代号，就叫“老爸圣诞节行动”。
后来美联社的最大竞争对手合众社对此垂涎万分，甚至对我方记者开玩笑说：“让我们也派个记者到那边当俘虏好吗？”
“老爸圣诞节行动”实施后，新华社朝鲜前线摄影记者江宁生和“诺尔老爸”，加上志愿军一名通讯员，组成了“特殊采访小组”，活跃在朝鲜前线和志愿军各个战俘营。
很快，万众瞩目的圣诞节来临了，在志愿军战俘营的圣诞晚会上，战俘们聚集在俱乐部大堂内，一排排烛光下，他们虔诚地做起弥撒，并献上了圣诞歌曲，感激战俘营的生活，感谢志愿军的宽大。
“诺尔老爸”行走在战俘营的各个角落，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场景摄入了镜头。
他一边照相一边笑着对战俘们嚷道：“孩子们！你们尽管乐吧！我把这些令人难忘的场景记录下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寄回美国去登报，让我们的亲人们看了，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在志愿军战俘营活得很好。”
不久，战俘营更为盛大的活动开始了，就是我们这次所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诺尔作为唯一参会的西方记者，美联社的独家记者，活跃在赛场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记录和影像资料。
诺尔拍摄的照片不计其数，仅公开发表的照片就有数百张，被无数西方媒体转载引用，仅支付的版权费就达100万美金之多，这可是上世纪50年代的100万美金。
通过战俘奥运会，“诺尔老爸”可谓名利双收。战俘营的一切，也通过诺尔的相机和美联社的窗口传播到西方国家，一时间，战俘营奥运会誉满全球。
第二战俘营战俘、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营营长卡恩斯中校曾感慨：“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
曾经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对美联社关于战俘营的公开报道十分震怒，甚至下达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记者的活动，不准美方记者“继续交结共产党记者”。
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留下这样的记录：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战俘营奥运会”影响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有色眼镜，一些战俘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焕发出另一种灿烂。
战俘营奥运会跳高冠军、美国人波里曾用一首诗表达了全体战俘的共同心声：
为什么战争仍在漫延，
人们还在失去生命？
为什么和平还不能成为
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在这里，体育比赛是那么有趣；
可是在那里
与死神的竞赛还在进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项新政策，给战俘“90 天的冷却期”，允许他们自由作出决定：回国，留在战争所在国，或者选择去某一交战国。
然而，在双方签订互遣战俘协定后，在朝鲜开城的新闻发布会上，21名美军战俘以及一名英军战俘发表了《拒绝遣返声明》：
“我们当中的黑人，在战俘营里头一次受到平等待遇，在那里，种族歧视 根本不存在……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是全世界人民之 间的和平和友谊！”
22名战俘中，有12名参加了战俘营奥运会，或是以运动员身份，或是以工作人员身份。
西方舆论一时为之哗然，他们认定，这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后续，对所有回国的战俘，美国军方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监视。
而在他们的文件中，陆军部甚至断言数千名美国战俘中已经有超过1/3的人犯有“严重通敌罪”，因为他们逢人就夸共产党好，还有75人“已成为共产党的特务”。
对我们来说，志愿军只是在战俘营里把他们当人看，而他们也只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想而已。
在战俘营奥运会担任治安队副队长的温纳瑞斯，在1953年底互遣战俘时，曾被美联社记者问道：“你要是改变主意回国，美国政府保证每年向你支付6万美元生活费。”
他的回答是：“我要到中国寻找理想！”
追寻理想的温纳瑞斯后来在中国上了大学，并娶妻生子。回美探亲时，他多次发表演讲：
“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美国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中美关系早就应当改善了！为了改善两国关系，我比尼克松总统先走了二十年。”
战俘营奥运会举办不到两年后，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承认新中国的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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