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自放
如果说梁朝伟和王一博是电影《无名》的营销外壳，中国最具个性的商业片导演程耳执导的这部影片，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部优秀的新主流大片：其一，是主旋律题材，充满正能量；其二，贴近大众文化性，故事性、戏剧冲突性强。即主流题材和个体表达得到了相对完美的融合。
对于一部中文电影而言，中文片名有时会比较有诗意，或者不够直白，英文译名或许能直指影片的内涵。电影《无名》的英文片名《Hidden Blade》，直译过来为“暗刃”，引申为“潜伏者”，在影片中，这个“潜伏者”不仅指王一博最后的形象，而是指一系列的为革命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从影片的内容看，《无名》选择的是一个主流的题材。影片通过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奋斗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过程的再现，表现了在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特科在上海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策反敌人，获取情报，诛杀汉奸，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作为一部商业类型大片，好看是《无名》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要求影片在人物和叙事方面足够令观众信服。影片故事底蕴深厚，剧情悬念丛生。作为一部非典型叙事影片，顺序、倒序、插叙不断叠加，《无名》像一个套盒，里面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完整背景和故事，电影都把他们折叠了，只留了线头，只要你去把它拉开，就是一个个人生，这些故事放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的众生相。
一个个的人生故事里，排列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除了梁朝伟和王一博饰演的何先生、叶先生，周迅饰演的陈小姐在乱世中对理想信念及爱情伴侣的坚守，令观众们感动不已；黄磊饰演的张先生展现出一个普通人的心性与选择，也引人深思；张婧仪饰演的方小姐，直至牺牲也不知真相，影片中令人意难平的角色实在太多。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程耳导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此前他最为人印象深刻作品，是2016年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以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黑帮为背景创作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得到的评价比较多元，有的称这是一部个性突出的作者电影，有的称这是一首忧伤的诗歌，也有评价称这是一部恶趣味、重口味黑帮传记。个人表达一直是程耳最为重要的标签，程耳为自己电影的定位是“有艺术追求的商业片”。得到多样化评价的《无名》，同样也有非常程耳式的个人表达。像《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无名》的时间线是不断穿插的，影片的色调是程耳惯常的暗黑风格，暗夜里车灯视野中的凶杀也同《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与《罗曼蒂克消亡史》稍微不同的是，因为程耳式剪辑的缘故，每个悬疑味道浓厚的谈话进行到关键处就戛然而止，这所有的悬疑直到最后才一一揭开，每个“潜伏者”都有相死而生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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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如此的个性化，《无名》仍是一部优秀的主流大片，从形式到内容，《无名》都是过去十多年中国新主流大片发展的新尝试。
早在2010年，本报记者在相关评论中就提出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提出的契机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上映。2010年7月14日本报刊发“新片放眼瞧”专栏评论《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诞生》，明确提出，“《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为中国的新主流电影确立了样板：表达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艺术水准在高位上，有观众的认可和不错的票房。”这篇评论指出，“《唐山大地震》用商业大片的做法（保证好看），用一个家庭的亲情史诗（个体性），叙述了一个民族的公共伤痛（历史性），在历史性和个体性的阐述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这是大手笔的做法，也标志着中国新主流电影的诞生。”
如果将《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唐山大地震》作为新主流大片或新主流电影的尝试，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上，中国新主流大片还是呈现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一，带有“异域奇观”表述特点的新主流大片，比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其二，经典叙事新表达的新主流大片，比如《长津湖》系列；其三，个体价值与国家使命充分融合的新主流大片，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中国机长》《攀登者》《夺冠》等。十余年来，新主流电影、新主流大片本身的表达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多元化发展，表达形式也越来越丰富。
总体来说，个体价值与国家使命充分融合的新主流大片的名录里，《无名》是最新的一部，并且体现了与上述主流大片相比更具探索性的艺术表达形式。
（作者系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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