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城市的地下通道似乎都有一些传说，灵异的，悲情的，古怪的。
广州天河路与体育东路十字路口下面的这条通道当然也不例外。在这里，行色匆匆的路人们会看见一位穿军装、站得笔挺，戴着生化防毒面罩的男人。他在网上被描述成一位50来岁，参加过战争的老兵。脚下摆着的士兵玩具总断手少腿则是他在战争中留下的后遗症，因为他的战友在一次伏击中全部牺牲了。
一位善拉小提琴，梳着背头扎小辫，颇有艺术家气质的老人被认为或许是某音乐团的首席，有着渊博的家世。有人笃定他不是一般人，高低得是个大学老师。
还有在通道里唱豫剧的老奶奶，人们曾认为她是被迫流落至街头卖艺的艺术家。有人很痛心，国内五大戏曲没落，传统文化保护岌岌可危！
在各种都市传说的加持下，这条长约100米，闷热无风的地下通道，一时间成了卧虎藏龙的宝地。
但在这个常住人口1800多万的超级大都市，他们其实都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员。地面是闪着光的摩天大楼，飘散昂贵香水气味的大型商场，时髦精致的年轻人们。而地下三尺，是这座城市留下的缝隙，容纳失意的，衰老的，无家可归的人们。
文、图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沙子涵
主角
豫剧奶奶一辈子没当过主角。16岁进入河南老家的乡村豫剧团学唱戏，她只唱小配角，或是在主角对戏缺人时，到场边帮忙配一段。22岁成了家，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人生目标变成给儿子攒钱，盖房，娶媳妇。到广州近三十年，她没有爱好，从不出门观光，只去过白云山，还是因为山上游人多，方便卖艺挣钱。
但在去年夏天，有人拍下她顶着烈日，穿长衫戏服，化浓重妆容，在街头唱豫剧卖艺的照片。她在社交平台上出名了，还上了广州当地的报纸，整整一个版面。她第一次成了主角。
她对出名这事说不上有太大感觉。她没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别人问起，就把身份证掏出来，上面的信息显示，她生于1958年，名叫冯变。她看不懂报纸上写了什么，只问“是写的我好事还是坏事？”听到回答是“好事”，她就乐呵呵的，放心了。
她每天照常往脸上抹白色底彩，涂到眼角的皱纹处，得用点劲抹匀。脸颊、眼皮涂上红色胭脂。一杆眉笔沾黑墨，描上两条浓黑的眉毛，一个略显粗糙的豫剧脸谱就扮好了。白发整齐拢进发套，戴上簪花，背上装着戏服、热水、卖艺布条的背包，挎上用来收钱的塑料桶，她拖着步子，一瘸一拐地出门了。
她工作的地点不固定，大致围绕天河路上的几家商场展开，视保安的驱赶力度与频次决定。那条地下通道算是她常去的工作场所。每天总有年轻女孩特意带上现金（她们注意到卖艺收款码是她儿子的头像，生怕钱到不了她手上），或是食物、卸妆水到地下通道。
这天她唱了一出《朝阳沟》，讲的是知青下乡时的故事。但说她在唱不太准确，她的右手伸进戏服里，摁开别在腰间的录音机。她没有开口，配着音乐小幅度地做了些动作，看起来有些随意。行人匆忙，大多只是瞥一眼，并不停留。录音机里正唱到青年下乡后的遭遇，“我好比失舵的船顺水漂流，走一步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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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变其实算不上艺术家。她入门太晚，从没演过主要角色。但在戏团里，到乡下演出一天就能挣十个工分，“比种地轻松。”过了四年，公社时代彻底结束了，戏团解散，人人需要各谋出路。没有别的技能，她跟着同母异父的姐姐一路卖唱乞讨，“就上人家门口唱两声，人家给点馒头、大米。”
结了婚，她和丈夫天天为钱吵架，“他给人盖房子，一天挣两块钱，还要吸烟，每天两盒1毛6，孩子还要读书，怎么攒住钱？”1994年，同乡们都在说，广州是个挣钱的好地方。她把两个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独自上了火车。
姐姐和戏团里的其他人慢慢也跟着到了广州，捡人流量大的地方，每日上街卖艺。冯变却不愿意再唱戏，“钱太少，每次打赏一毛两块，站一天几十块。”她和同乡去荒厂子里捡过垃圾，后来和丈夫每天打捞空水瓶，捡拾香烟盒，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100来块。
但衰老最终夺去她拥有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丈夫在2008年得了癌症去世，她一个人拾荒还了治病的钱。后来孙子出生，儿子要求她回家。她把孙子带到3岁大，看着一个小乖乖逐渐学会说话、走路，同时切实地察觉到自己老了，左腿骨头总隐隐作痛，静脉曲张得厉害，上个台阶都需要扶着墙壁借力。她再也挑不动拾荒用的那根扁担了。
那年她60岁，她说还没到可以养老的时候。又干不动体力活，只能重新回到广州，捡起少年时的本领，在街头唱起豫剧。
冯变在地下通道卖艺。
“我们在这里跟老鼠一样”
天河路与体育东路沿着城市中轴线交错而过，附近坐落广州CBD，还有太古汇等数家大型商场，这个十字路口是繁荣的象征。最高峰时期，往来人流超过百万人次，一到晚上，路面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堵成一条蜿蜒的河流。
地下同样喧闹，人流熙攘，脚步匆匆。一个没了双手的男人挑着两箩筐鲜花叫卖，另一个年轻男人裸着上半身，磕一个头，看一眼匆匆而过的人群。
通道左侧传来悠扬的小提琴曲调。万长青正在拉《梁祝》，曲调哀怨。卖艺十年，这一直是他收益最好的一首曲子。
万长青今年六十整，一头夹杂花白发丝的半长发梳得整齐，在脑后扎个小揪。他来自乌鲁木齐，过去是个建筑工人。50岁时单位倒闭，他找不到新工作，索性捡起小时候自学的小提琴，在家练了半年多，出来挣钱。乌鲁木齐9月就开始冷了，“冬天零下十几度，搞不成。”他辗转到了温暖的广州。
万长青在地下通道拉琴卖艺。
他看到过网上有关他是大学老师，家世渊博的传言和猜测，没太当回事。地下通道里最不缺奇怪的传说，另一位74岁，同样拉小提琴卖艺的江西老头描述，曾有《广州日报》的记者经过，听到他的琴声，大为赞叹，专程到他的出租屋采访。报纸最后用了一个副刊版面报道他。但大半天下来，他拉的曲子翻来覆去也只有一首《新年好》，和不甚熟练的《梁祝》。
冯变找了个离万长青几十米远的位置，确保听不到琴声，才放下装备。“大家各是各。”她说。这是通道里不成文的规则。有次一个唱歌的年轻人把摊子摆她附近，她当场开骂：“我在这你还摆过来，我说他妈的你不知道要钱的规矩？快点滚！”当然也被人赶过，吴亮就曾经嫌她的唱戏声太吵，让她摆到别的地方，她只能照做，“那没办法，人家先过来的。”
吴亮是贴手机膜的，30来岁，微胖，留个寸头，是这里资历最老的人，摆摊贴膜已经有9年时间，“我们在这里能活得下去，就是跟老鼠一样，要偷偷摸摸地搞。”他不喜欢人们过多地关注这条地下通道，担心关注多了，城管会加大驱赶的力度。更糟的是，或许会引来更多想在这里摆摊的人，“我们靠这吃饭的，人多了大家都搞不了。”
因为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冯变可以说是地下通道里最火的人，每天都会有女孩专程找过来。“搞得像网红打卡，”吴亮吐槽。尽管所有人都不承认，但一些摆摊的小贩们对冯变的“热度”是有些不满的。有人说，是因为路人拍她时，常常会把他们也一起拍进去，他们并不喜欢。
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大家觉得冯变不配获得如今的热度。“她就是假唱，放个录音机在那里，没技术含量的。你们就看她比较老，网上的故事又编一编，就愿意给钱。”吴亮撇了撇嘴，“她一天都能赚一千多块啦。”
冯变听说有人质疑她假唱，脸上的笑容淡了。她突然一曲接一曲地唱起来，不停歇地唱了近半个小时，额前后背都冒出一层薄汗。许多高音她已经唱不上去，一些唱段也经常卡住遗忘，但每一首，冯变说，都是我年轻时候学的。
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在外待一天唱戏太耗劲，所以用了录音机。录音机里有一些是别人唱的，“有两首是我之前唱的录下来。”冯变说。至于收入，“周末一天最多也就300多，其他时候没那么多人，都是几十块，一百多。我上哪挣那么多钱去？”
但这些，她从来没跟地下通道里的其他人解释过，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关键都是为了挣钱。同行是冤家，他都是不待见。”通道里所有卖艺、摆摊者之间都称不上熟悉，碰见时会打个招呼，偶尔分享一瓶矿泉水、半盒快餐，兑换一些零钱。但他们从来不知道彼此的姓名、籍贯、年龄，和背后隐藏的秘密。
冯变在地下通道，遭遇城管。
衰老的，失意的
地下通道里的人能列出一条又一条待在这儿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儿能接纳他。
去年秋天，有时和冯变搭伴在地下通道唱戏的姐姐回老家了，把唱戏用的簪花全留给了她。戏团里和她最要好的小霞前两年70岁了，和她老伴一块回家，两人无儿无女，就住进了养老院。其余人年纪更大，如今已八九十岁，“都回家了。”在广州几十年，戏团里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或者死去，只剩她一个人。
冯变还不能回家。她说大儿子不孝顺，自己和大儿媳处不来。小儿子倒是心疼她，但他在西安的银行上班，不能带家属，她暂时没法跟着。她只会用老年机，因此卖艺的微信收款账户就交给小儿子，“我让他帮我收着。小儿子很好的，有时候我不跟他要，他就给了，主动来问妈妈你还有钱没有。”
她需要钱。左腿骨质增生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日常的行走、生活，站着唱一个小时戏，就疼得受不了，必须得坐下歇歇，用力揉一揉。她计划今年五一回家做手术，费用两万元。她自己攒的，加上好心的女孩们帮她筹集的钱，如今只有一万多块。“还不够就只能找小儿子拿钱，但现在再挣挣，给他减轻一下负担。”冯变笑着说。
和冯变一样，吹笛子的老陈也需要一点养老钱。他说自己86岁，开过刀，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得过脑梗，还有糖尿病。他边说边摸出一个小药包，里面黄的白的，胶囊状的，粗略数过去，十几片药，“我每天得50块钱的药吃。”
三个女儿外嫁了，唯一的儿子给他看病花了几十万，没钱了，“我儿子还有儿子，他要去养活他的儿子。”老伴还能在家帮儿子，送孙子上学、做饭，而他好像已经贡献不了一点作用了。
老陈自嘲，“活不了几天了。”沉默了一会，他手指有些颤抖，将药片倒在手心，拧开矿泉水瓶，“但现在还不想死掉，就到广州。想死掉就买点药喝喝好了。”
老陈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正经学过音乐，会吹的几首曲子是小时候乡村乐团赞扬毛主席排的曲儿，他跟着囫囵学会了一点笛子。他就在冯变右侧十几米远的地方，铺几块白色泡沫板，摆上好心人帮忙打印塑封的收款码，旁边用另一块泡沫板写上，“求助一点食物和水。”他认字不多，“食”字直接写反了，还少了一点，多了一划。
老陈写的招牌
晚上他就睡在通道里。从河南老家过来时，他只带了几件衣服，一个路过的女孩看着不忍心，送了他一床被子和席子。有人赶就挪一挪，也不会真被撵出去，总有一个供他栖身的位置。“他年纪那么大，也可怜啊。”一位保安说。这就是城市里，给他们留下的一点缝隙。
这条缝隙也接纳失意者。每个周末，罗刚会穿一身军服，戴好头盔，背上火箭筒模型，在脚下摆好他的士兵玩具，笔直地站上五个小时。他从来不说自己在摆摊，他说这是在站岗。罗刚就是那个都市传说里的“老兵”。
实际上，罗刚36岁，当过两年普通步兵，正常退伍回家。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军队生涯里也没有过任何突出贡献。
他一年几乎卖不出几个士兵模型，但他也志不在此，中途有位妈妈带着孩子路过，凑上前想买个玩具。罗刚正和其他人讲到他在地下通道如何发扬士兵精神，直接抬手中止了可能完成的交易。他不停顿地接着讲，“我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有什么突发事件，我能第一时间赶到处理，再通知派出所过来，就是发扬老兵精神，你两年兵没白当。”
而关于他的本职工作，起初，罗刚回答得非常迅速，“我没有工作。”
但在这里待得有些年头的人都说，他是附近的夜班保安。
他大约只表现出了零点几秒的慌乱，又迅速承认，“对，是业余（做）的。我老板跟我认识10年了，一直很支持我。”
罗刚就在附近的天河城上班，每天晚上盯着商场里的各个服装档口拉下闸门，熄灯，巡逻，日复一日。这样的工作太过无聊，他是半点不愿意多说。而不上班的时候，他又被家人催着，得踏实多赚点钱。他还是更愿意聊聊自己在地下通道里的生活。罗刚确信，这里才是他真正发挥价值的地方。
罗刚摆摊的士兵玩具
在地下通道，他说自己被很多抖音、小红书博主拍过，“不光广州，应该全国人民都看过视频。”在他的描述中，派出所所长认识，并敬佩他，冲他比大拇指，说他好样的；有消防队队员曾专程找过来，希望请他吃饭喝酒，可他还在站岗，职责所在，婉拒了。过路的许多孩子认识他，“10岁的小朋友都认识我，叫我解放军叔叔”。还有人找他拍电影，他没有去，因为不想演日本人，“我要演的话一定要真实，是正面人物。”
要是问，他在地下通道解决了什么突发事件，罗刚总结了半天，只能回忆起，那天冯变和一位拉琴的老人打架时，是他把两人拉开了。倒是一位路人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通道出口的树边撒尿，“撒完了还很热情地指挥了一下骑共享单车的路人。”
还是要离开
通道里的人们总在离开。说不清是哪一天，那个倒立着弹吉他唱粤语歌的中年男人就不见了。剩下的人不会主动提起，也从不好奇他的去向。大家默认，他应该是回家了。
这里不缺新来的人，空位很快会被填上。老陈到广州才一个月，但他说，广州有很多好的地方。他喜欢广州温暖的天气，“我心血管供血不足，最怕冷一冷，心脏血管就不流通了。这里天很暖。”
他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因此也格外喜欢广州的食物，“每天吃肠粉，软软的。早上起来去喝粥。”他尤其喜欢广州的砂锅粥，白米煮得软烂香浓。“再一个广州的人很好，”老陈说，“尤其对老年人很好。”在地下通道里，常有年轻人给他送吃的喝的，他去买粥，店家看他年纪大，也总会在他碗里多添一勺。
等到彻底走不动了，老陈说，他就回老家躺着。“买点药喝喝好了。”他又说了一遍。
负责巡逻通道的城管戴着红袖章过来了，所有人安静又迅速地将地下摆摊的布一裹，提着东西四散撤离。万长青的小提琴声也戛然而止，拎起用来收钱的琴盒，把琴往里一塞，迅速离开通道。他没走远，就蹲在附近的花坛边，抽一根烟，等待城管离去，再回去拉琴。
他喜欢广州的这处地下通道，周围是高级写字楼，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停下脚步听他拉一会儿琴。晚上9点半，他原本打算回家了。然而一位穿白衬衣的男士正好走过来了，万长青认得他，“他经常过来听我拉琴，有时候天天来。”他们从来没交谈过，但他愿意为这位熟悉的听众再停留一会儿。他又拉了15分钟，是他最拿手的曲子之一，《亲爱的旅人》。
从地铁站走出，穿过地下通道的人越来越多，万长青收了琴，不愿意再拉，“效果不好，人太多空间施展不开，而且都很匆忙，他不是听的人。”
万长青已经在广州待了10年。和老陈比起来，他还年轻，还得继续待下去。“我今年正式办退休，还欠单位好几年社保钱。”他说自己每月的退休工资大约只有一千元出头，“生个病就不够用。”他需要再挣挣钱。苦恼的是，“现在背个新谱子起码要三四天，不像年轻时候记得快。”
冯变也喜欢广州的天气，“不像河南那么冷，现在还要下雪。这里对我的腿好。”她也喜欢这儿的人，公交车站的人眼熟她，每次总主动招呼她到休息室里灌一壶热水；十字路口绿灯短，她左腿行走不便，有年轻人会主动挡在她身边，护送她过马路。
但不论如何，她最终还是得回家的。“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不行。你头疼发烧的，走不动了，儿子管给你端个饭啊是吧。你在广州谁凑合你，哪个人伺候你？”
冯变说，小儿子对她很好，但等回了家，她想在儿子家附近盖间房子自己住，“盖房子不要太多钱，有砖头，我弟弟、姐夫会砌砖，不用请人。”她盘算着，这几年再赚点钱养老，“还是自己兜里有钱才安心，想花就花，不用伸手要。”
从拾荒到街头卖艺，几十年时间，冯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广州。过去在冼村捡垃圾，她的拾荒路线沿黄埔大道，到石牌桥、天河南。沿途是闪亮的商务楼、酒店、外贸公司，她从不多看，“那些跟我没关系。”她挑着扁担，前后两个大麻袋，身形很显眼，但又沉默得像一道影子。
繁华的十字路口
如今她每天固定往返于居住的城中村，和工作的地下通道，没有更多娱乐活动。但她记得自己40来岁时，冼村的女房东硬拉着她到附近跳广场舞。她又把舞带回河南老家，大家都夸她时髦，“年轻人都说牛，你在外面还跳舞，回来还教人。”冯变仰着头笑得开心，整张脸舒展开来。
她很久没跳过舞了，如今老家的年轻人也没跳过她带回的广场舞，“早就被淘汰了。”她淡淡地说。
三十年来，她一直讲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她不会说粤语，也几乎听不懂粤语。在城中村，人们大多来自江西、湖北、河南，粤语没有太大用处。冼村改造，她只知道房东得了不少钱，其他的“没仔细问，和我也没关系”，城市变动对她的影响只是，需要换住处了。后来，戏团的人都离开了，只剩她，还住在广州城中村，540元一间的出租屋里。
她所有的行李，用一个背包就能带走，几件换洗衣服，唱戏的录音机，一小袋化妆工具，治疗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药。60多块钱买的电饭煲可以留给河南邻居。她从不添置大件物品，一直像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
她给自己定的离开时间是70岁，“那时候就干不动了，不唱了，回家养老。”
夜晚10点，十字路口中央巨大的LED屏幕在闪烁，写字楼还亮着灯，商场开始清人。冯变夹在人群里，佝着背，动作迟缓地收拾卖艺的家当，脸上厚重的底妆有些斑驳了。她挎着塑料桶，一瘸一拐地去赶夜班公交。
没有同伴了，她也不觉得孤独，“每天收工都10点多，洗洗睡觉就到凌晨了，躺下就睡着了。不孤独。”10来平米的出租屋里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近两个月蹿进一只老鼠，倒是常常能闹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动静。她听着那声响，什么也不想，就在黑暗寂静里缓慢合上眼。
（除冯变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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