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2年是启功先生诞生120周年的年分。为了纪念启功先生，弘扬先生的学术精神，董琨老师将启先生生前赠与他的书法作品在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与学习者、爱好者共享。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启功评述集稿》，将他多年向启功先生学习的心得整理出来与读者共享。董琨老师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多年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的论著和影印书籍也同时表达了我们怀念和学习启功先生的心意，在此向董琨老师致谢、致敬。
赏花者
的审根情结*
将近一百年之前，江苏丹徒人马建忠写成并出版了一部叫做《马氏文通》的著作。他在《例言》中说明道:“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葛郎玛是英语grammar的音译，如今通称“语法”。此书使中国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学，传统的私塾式的语文教学由此步入现代的学院式的理性殿堂;因此不胫而走，风靡一时。教师们纷纷用《文通》的体系与方法图解、分析汉语的句子，可谓达到“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的程度。
但是，30多年后，时为青年的启功先生在他的语文教学生涯中，却对《文通》的葛郎玛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发现对于中国古代普通书面语来说，有不少地方是运用这种葛郎玛“套不上、拆不开、或拆开‘图解’，却恢复不了原句”，“也有些问题在葛郎玛中找不出答案，经过打听，才知那些问题是不在研讨之列或不值得研讨的”（前言，5-6页）如此等等。这自然促使他加以思索和探讨，孕育了若干与马氏葛郎玛相悖或为其所未有的大胆设想。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化名人，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与涉猎的方面之广，造诣之深，可以说当代学者罕与其匹。然而，他对于汉文学语言上述问题的思考探索，却始终未曾中断过，“葛郎玛书中愈找不到答案，而自己的大胆设想也愈多起来。”（同上，6页）于是，他陆续把这些积淀多年的深刻思考与大胆设想写成文章，公之于世。 这就是启功元白先生的又一部学术专著《汉语现象论丛》。
《汉语现象论丛》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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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先生曾在一处讲演中说过:“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我认为好比一朵花，花蒂、花蕊、花瓣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书画漫谈》，载《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电大出版社，1984.10）如从这个比喻作引申，则文学艺术包括金石书画等等，好比花蕊、花瓣之类，而语言文字等似应属于花株的根的部分。 因此启先生不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赏花者，而且具有科学家的审根意识和技能。一部《论丛》，就是他郁积多年的审根情结的抒发。
《论丛》的篇幅并不算大，全书字数只在18万上下，内容却涉及汉语词、句特点，古代诗歌、骄文的语法，比喻与用典，工具书编写，诗文声律，乃至对八股文、新诗、子弟书的评骘等，其分量之重，借用作者的好友张中行先生的常用话来说，就是:“令人扛不动”。笔者学识谫陋，谈点心得，不过尝鼎一脔，以管窥天而已。
读书取其有间，就先从“葛郎玛”的得失谈起，因为这也正是《论丛》的作者论证汉语现象及其规律的楔入点。这里说的葛郎玛，也同《论丛》一样，是“《马氏文通》学说及其流派”或“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说及其流派”等等说法的简称或代称。但要全面论其得失，则兹事体大，绝非一篇寻常文章所能做到，只好将它作为偏义复词，仅指其有关“失”的一二方面。
其一，是过分高看了葛郎玛对于学习语言的作用。马建忠曾说:“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此规矩者，即为葛郎玛。如果创建中国的葛郎玛，而后“童蒙人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 （《马氏文通·后序》）这种用意当然不错，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通”，意思是学好葛郎玛即可“通文”。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仅仅学习葛郎玛，并不足以通文，亦即学好语言，无论其为口头的，抑或书面的。依照现代语言学的一种说法，语言是用以表达与交流信息的，它是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手段。信息的载体是各种符号(sign)，其中最主要的即为语言符号。为了有效而准确地传达信息—语言符号，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符号与符号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的符号彼此之间的关系，三是人怎样运用某种语言的符号去进行交际。
语言学家将这三个方面的研讨，分别命名为语义学、语法学、语用学。语言的表达与理解，必须做到语义、语法、语用的有机结合，三分鼎立，缺一不可。葛郎玛只相当于其中的第二项，焉能一柱擎天，一统语言的天下呢?
谓予不信，而语言现象确是如此。
语义方面，《论丛》举有《诗经·小雅·常棣》中的一个例子:“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指出：
“御”同“禦”字，有抵挡、对抗、劫夺等义，也就具有了强暴、敌人等义，这里分明是以虚当实，劝告人家兄弟不要闹矛盾，兄弟如在墙内打架，外边的强暴敌人即将聚拢来了。自从《国语·周语》把“务”改成“侮”，更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说兄弟虽在家打架，但还能共抗外侮，由劝告变成了说明。当然说教的人可以随便去说，但探讨语言的实际精神，就迁就不了说教的意图了。（正文，30页，下同）
所谓“以虚当实”也者，就是词类的转换。传统以名词用法为实，以动词用法为虚，此处盖借用这种说法。“御”在古代文献中多作动词用，但也未始不可作名词用。即如《诗经·大雅·荡》的“曾是强御”，朱熹就说：“强御，暴虐之臣也”(《诗集传》)。又如《逸周书·世俘解》的“禽(擒)御八百”、《抱朴子·行品》的“胆劲心方，不畏强御”等，都是如此。由于东汉郑玄将“御”解作“禁”，动词用法，则不得不将“务”解作“侮”，名词用法。后世训诂学家每言“务，通‘侮’”，所举大抵仅有此一孤证，实乃“易字作训”，为训诂法则之所忌。如若依照《论丛》的说法，则“御”不过“以虚当实”，为词义的自然引伸;而“务” 当为许慎之所谓“趣也”(《说文·力部》)，段玉裁注:“趣者，疾走也。务者，言其促疾于事也。”即是“迅疾聚拢于事”意思。事者，有所图也。如此训解，则文从字顺，更重要的是不烦改字，符合传统训诂的规则和语言的实际，而非迁就后世解经者的说教意图。
再以葛郎玛的术语来说，如将御字“讲成纯虚字”，就是所谓“语词”(动词谓语);而如《论丛》所云，则当为“起词”(名词主语)。
语义之影响葛郎玛者，举一隅而可反三隅矣。
语用即语言的运用，主要关涉到语言的使用场合即语言环境，习称语境;同一词语(符号)语境不同，则理解上可产生巨大歧异。《论丛》中此类例子甚多，如:
从前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同时又要见一个和尚。及至侍臣把和尚领到时，梁武帝正下一个棋子，口里说“杀却”。侍臣听了，就把和尚拉出去杀却。梁武帝发觉时，那和尚被杀完了。（57页）
又如《论语·颜渊》中的一段:“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四个叠字短句究竟是“君样的君，臣样的臣”呢，还是“君够君样，臣够臣样”呢?也就是“虚实虚实”呢，还是“实虚实虚”呢，其实也不难解决，且看下文:“公曰:‘善截!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梁，吾得而食诸!’”可见前边是先实后虚的。语言环境可以解决词的不明确处，如此。（66页）
“杀却”是不同的语义指向被听者误解，“君君臣臣”是由下文的议论来得以论释。这些语境因素，一般认为葛郎玛无关，当然更非葛郎玛所能解决。
启功 自作题画诗 山川浑厚得其浑
其二，马建忠在他的《文通》里，对“华文所独”(如立助字一类)虽然不无注意，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则存在一种“普世语法”的观念（参见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载《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在《文通》的《后序》中他说:
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
所以他认为葛郎玛即为此“一定不易之律”，亦犹“学文之程式”，“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马氏文通·例言》）
《论丛》的作者并非一味挑剔葛郎玛而与马建忠较劲，他说，对于学生“在日常写语体散文，也就是一般报纸上的文体，或学生作文本上的文风中”，如有“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我拿出‘语法’上的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等说法来一解释，他也明白了，我也提高了，于是我相信，‘语法’是确有用处的。”（2页）
但是，普世语法的窠臼毕竟不能见容于汉语的实际:
再后教起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问题就来了。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讲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2-3页）
以下列举的古代诗歌和骈体文语法修辞(如对偶、声调、典故等)的一大堆问题，应该说都是有关“汉语尤其古代汉语的特定规律”。
这些规律，有些是马建忠认为非葛郎玛所应光顾的，如说:“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会传以下’耳”(《例言》)。但是，要全面理解汉语，怎么可以排除这些因素呢?排偶、声律等，也正是“华文所独”，《论丛》的作者在这些方面大为致力，如《说八股》、《诗文声律论稿》，都是曾以单行本刊行的。要扛起来，也决不省力而已。
很奇怪的是，马建忠自述其“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云云(《前序》)，可见他所择取的语料正是那些“古代文章”，何以还遗留下那么多问题而招致《论丛》作者的困惑不解?
看来正是由于他的普世语法观，以西文的“一定不易之律”而“律吾经籍子史诸书”，结论是“其大纲盖无不同”，实际上则是多数“听话的”例子被“律”住了，而少数(但绝对数也不为少)“不听话的”例子被回避了。
对于普世语法观，我们不妨借用已故的语言学界泰斗王力先生的分析:第一，“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有着共同性，因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的是，第二，“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
明乎此，所以《论丛》的作者致力于汉语特点的挖掘和探讨，可以说完全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诸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共通点”、“汉语的词的一些特点”、“汉语中的一些现象和特点”（3-13页），都是自出机杼的积年创见，而且是高度浓缩的，“每一个论点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阐发的余地。”（23页）这些论点，无一不可对某些语言学家摆脱普世语法观的束囿，起着卓有成效的实际启发和帮助。
本世纪初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的两个学生C·巴利和A·塞什艾，远绍2000多年前中国孔子的学生的榜样，根据听课笔记和遗留的手稿，整理出版了乃师的一部著作，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有高名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11)。
索绪尔在这部书中指出了语言符号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被人们运用的过程中(不论其为口头或书面)，其排列的次序是呈线条状的。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说通俗一点就是: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
语言的线性是由时间的线性决定的，因此，它适用于一切语言。也就是说，语言的线性规律倒真是具有普世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在线性特征的前提下，各种语言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如何从这个角度找出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主要特点?
《论丛》在讨论汉语的词与词的关系时，借用一位友人的说法，认为:“总是上管下”（31页），后又改为更恰当的说法:“上罩下”和“下承上”（65页），确实令人“顿时开窍”。例如对韩愈《进学解》“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的分析:
这首句，国子们的先生，这先生在早晨进入，进入的是大学。词词上管下，每句中各词上管下的关系都很明显。（32页）
了解汉语的人们恐怕都得承认:汉语基本没有或极少形态上的变化，所以语序(词序)乃是汉语主要的语法手段。故而“蜜蜂”与“蜂蜜”为二物，“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大有讲究（34页）。当然也有所谓“倒装句”，那其实多半是由于修辞的需要，对常式表达下的事物加以不寻常的强调而已。
所以这条关于汉语语义的表达“总是上管下”的规律，对于普世式的语言线性规律而言，应是一种值得探讨的思路。比如对于多数不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只要词语的内部形态(性、数、格、时等)关系一致，语序即可较为自由，并不必囿于“上管下”。像英语、俄语等皆是如此。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语言乃属粘着语，句子中的动词都放在句尾，时常成为“下管上”。而汉语的“上管下”现象，确与上述外语有别。
汉语的线性，是一种讲究顺畅的线性。一个较完整的意思，往往以话题开始(大)，然后展开，贯往而下(腰)，最后有个归结收束(尾)。所以一头一尾各为一截，中间(腰)如简单则为一截，若长些则可分为两截，共四截:
总看这四截，很有趣，常常第一截是“起”;第二截接住上句，或发挥，或补充，即具“承”的作用;第三截转下，或反问，或另提问题，即具“转”的作用;第四截收束，或作出答案，或给上边作出结论，即具“合”的作用。这种四截的，可称之为“起承转合”。（45页）
最简单而典型的例子，有如《论语·学而》上的:
(起)有子曰:(承)其为人也孝弟，(转)而好犯上者，(合)鲜矣。（47页）
当然也可各截回环往复，或者每一截中又可套以若干小截，名曰“上中下”或“开合”等，层次井然而且分明。原文选例很多，此不具引。
甚至由外文翻译来的文章，也是如此，只要是“按汉语规格说出的话”，如由梵文译来的《心经》:
(起)观自在菩萨，(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转)照见五蕴皆空，(合)度一切苦厄。（49页）
这种对汉语语句关系规律的揭秘，与启功先生论汉字结构美符合0.618的黄金分割律一样，可以说都是“得似容易却艰辛”的不刊之论。
50页还引用《光明日报》一段新闻为例，说明现代汉语的语句之间也存在这种层次关系。这里笔者仿照此法，分析一段现代大手笔的文章，是汪曾祺先生对他的《短篇小说选》所作《自序》的第一段（见《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起) —（上）近年来有人称我为老作家了。
（下）这对我是新鲜事。
(承) —（开）老则老矣，已经六十一岁
（合）说是作家，则还很不够。
（转）我多年来不觉得我是个作家。
（合）我写得太少了。
不知这依样葫芦画得可像否?
《马氏文通》的最末一章论“句读”时，曾提及段落之中具有“起句”、“结句”，但只是，用“迄无定则”四个字带过。后来几十年中，讲汉语语法的，大抵只从字(词)讲到句子(单句、复句)为止，至于句子之间的关系，则被认为是修辞或写作的问题，非葛郎玛所应问津。近些年来，才有人给句子之上的单位起了个名字叫“句群”，或曰“语段”，逐渐重视，加以语法学角度的研究，更有个堂皇名称叫做“篇章语言学”。《论丛》的探索，给这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迪和借鉴，值得引起语言学工作者的重视。
如此说来，我们平时说话写文章，岂不都成了“八股”?真真令人谈虎色变！
《论丛》正收有一篇专文，名曰《说八股》。这是一篇经过长期历史的反思，对八股文进行平心静气的解剖与分析的文章。书末的《内容简介》中道:“因作者属个中高手，故此深刻生动”，不知是否得蒙作者首肯。
文章的“引言”中指出:“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曾用它来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个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的谑谥，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103-104页）
在笔者这一代(也许不止于一代)人的思想里，“八股”之所以成为极大的“谑谥”乃至“恶谥”，可能是由于莫不曾认真学习过毛泽东的名文《反对党八股》的缘故。我们都还记得毛泽东“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为党八股所列的罪状依次为: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像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然而仔细分析这八条，都是从内容、态度及其后果等角度着眼的，只有第5条批判了形式，但是也仍然强调内容方面:
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8页）
可见党八股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借用，与八股文的本义及其形式并无直接关联。相反地，毛泽东在有些地方则用八股文作过正面的比喻，如:
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234页）
注释者说:“毛泽东同志这里是说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用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可见八股文的展开过程，确有其内在规律。不管怎么说，毛的这段比喻对八股文的态度，大概可谓不愠不火吧。
其实，客观世界，芸芸万物，总是因果相随，有开端，有过程，有结束(相对的)。那么，说话写文章反映这些关系或过程，岂不自然符合“起承转合”了吗?问题在于内容自应不拘一格，表达的形式更可多样;股而必须为八，又只能“代圣贤立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僵化不 堪，成为“畸型老鼠”，再用以考试天下士子，“犹如勒令天下人以畸型老鼠为主要的食品肉类而已。”
因此，即便是对于八股文这样的“畸型老鼠”，也不妨将它串在语言符号的线性链条上，用汉语表达的“上管下”规律加以客观的冷静的审视与解剖，结果可能是并非胡越而未必不可为一家。
最后顺便记一件与《马氏文通》有关的事，见于《马相伯先生年谱》一书。此书编者为张若谷，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现收入上海书店刊行的《民国丛书》第二编。马相伯乃马建忠之兄，晚清历史中的著名人物。《年谱》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的七月项下，引有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中的一段话(标点仍旧):
先生常言，予作文通，人目为中国文法书。予弟建忠有言曰，中国文法，尽在五七言律诗，九种字类，丝毫不乱，如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鸿雁云山，为名物字，不堪无是，为况谓字，愁客，为名物字，里中，为定位字，听过，为活动字之类，更为简要。成禺请益曰:中国骈体文对映，皆文法井然，先生曰是。
由此可知，马建忠并不见得绝对的排斥对于律诗排偶之类的语法分析，且还曾经另有一套据以分析的词类术语系统。只是这些在《马氏文通》成书确实未有反映而已，也许正如《年谱》同项下又引马相伯的说法:“《文通》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所发表的只是十分之二”?
至于先前曾有学者根据马相伯的上述言论而褫夺马建忠对于《马氏文通》一书的著作权，那是一桩学术公案，不在本文评述之内了。
*说明：本文写作时，《汉语现象论丛》只有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版，尚未有中华书局1997年3月新版，所以文中所用页码，均为香港商务版；今据中华书局新版加以校改，页码均据新版。
后 记
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一个人，在去世后十多年，不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历久弥深，思念不绝；启功先生之于我，就是如此。无论何时，只要一闭上眼睛，启先生的音容笑貌，马上浮现出来，是那么立体，那么清晰。
据启功先生亲属的回忆，先生生前最后有两句话，是2005年（乙酉）春节那天下午说的：一句是：“我怎么觉着人生像做梦一样！”还有一句是：“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允丽：《外家纪闻》，文物出版社，2012,7,11页）此后他基本上进入昏迷，“一直没有开过口”，直至6月30日凌晨谢世。一代国学大师的遗言，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慨、感悟、感伤，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不过我想如果把最后那句话的语序颠倒一下，也能产生深刻的含义：人虽然走了，但“物”能留下来。这里说的“物”，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物质、物品等“形而下”的东西；二是相对于“人”的躯体，指精神财富等“形而上”的东西。
启功先生走了十多年了，但他是不朽的，他为世人留下的物质财富（诸多著述与书画艺术作品）和精神财富（崇高的人品风范）是无比丰厚的。
我作为与启先生结交三十五载、沾惠教泽无限的晚辈，总觉得他留下的“物”，一直存放在我心里，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里一直是鲜活的。
我已年逾七旬，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回忆、评述（不敢说“研究”）启功先生的一本书。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应该做了，但一则由于囿于世务（至今尚有未完成的“课题”），二则总觉得不能轻率从事；因此除了陆续写就的几篇文章或者说是交呈先生的“作业”之外，总是觉得写得太少、太浅，难以对得起先生的在天之灵。
去年以来适逢疫情期间，诸事一度停摆，正好清静，可以用来完成这个心愿。因此抓紧时间，长长短短写了八、九篇，连同以前的若干篇，统共十来万，大概应该可以成个集子了。出版社说是够了，如今是“读图时代”，文字不宜太多。
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有幸与我国现当代出版界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若干个人成果或参与的集体成果都是交由商务出版。我的这本小书也得蒙商务青睐，列为选题，并且允若在明年即2022年7月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前予以问世。
启功书法作品
就这不多的十几篇文章，大体还分成三个板块：关于语言文字学的、关于书法书论的；关于先生人品风范的。
书名题为《启功评述集稿》，我认为这些难免杂乱的稿子，还是不叫“论”的好，即使有一篇谈先生书艺发展的，也只敢说是“探论”而已。
在商务馆的选题论证会上，有人建议最好不是作为单篇文章的合辑，能否做成“专著”形式，我想未尝不可一试。虽然基本上是单篇文章，但是主题是集中的，即是对于启功先生的怀念和评述。如果加以适当组合，体现某种程度的内在逻辑与系统性，应该不是不能做到。但是如果使用一般专著的卷、章、节形式，则于我这本“集稿”未免显得“生硬”。那么，是否还能找出更适当的形式呢？
某日忽然想起：我国传统文集编辑方面有一种“内篇”“外篇”“杂篇”（或“别录”）的形式，可以体现整体著述体系下的不同侧面，以我浅陋所知，最早以此形式成书的是《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清代郭庆藩《庄子集释》即是如此（但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则只是分卷而不是分篇）；其后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也是分为“内篇”“外篇”，直到清代汪中（启功先生十分推崇的学者）的文集《述学》，也是采用“内篇”（又分一、二、三）“外篇”“补遗”“别录”的形式。其中放置的，实际上大多也都是单篇的文章，只是可以令人体会到具有某种主题而已。既是如此，有前贤格式可供模仿，于是我也将这本小书，分为“内篇”（命名为“学术举隅”），分为一、语言文字学，二、书法学，三、平生景慕，也是三个板块；“外篇”（命名为“走近启功”），收入对启先生人品风范的敬仰及结交三十五年的回忆（包括先生给我的书信等）；最后是“别录”，收入对有关先生的文本《启功年谱》《启功口述历史》的读后感。
我想这种组合，也许比较符合我这本小书的实际吧。
《启功书法别集》
应该说启先生对我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大而在专业方向上，我原是生物系本科，由于接触并嗜读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改行当了古代汉语研究生，后来的余生基本上致力于文字学方向；小而至于撰写专业论文，也很少加专门的注释或者只是随文（而不是在文末）加注释。这是因为启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陈垣老师）很不喜欢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启功全集》4卷159-160页）。
很惭愧，也很遗憾，与启先生结交这么多年，面对这么一位绝代书法大师，我竟没有从他那里学到多少书法的法门与诀窍，平日虽也喜爱临池挥毫，自觉不过修身养性而已，笔下所显，岂敢登于大雅之堂？所以一直没敢给先生看自己的毛笔字并执以就教。但是先生对我在为人处世、治学笔耕诸方面的循循善诱、诲之不倦，岂是我所可以报答于万一的？仅此一端，即足可成为我此前、此后人生努力的目标了。
《启功临黄庭坚二帖》
记得最后一次与先生交谈时，我说到自己不才，有负先生教诲，先生马上正色规勉道：“不可自卑！”并垂告以诸如当年冯公度先生对他的鼓励等语。这也给予我学习和评述先生的底气和力量。
我有时候想：启先生给予我那么多，我给先生做了什么吗？经过考虑，自我评价，我认为有几件事，大约可以算是我为先生的“弟子服其劳”吧。其一，受先生之托，将港版《汉语现象论丛》转至中华书局出简体字版，并依书局要求写出《推荐意见 》，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并荣获“国家图书奖”；此《意见》还被中华书局送至东北某书评杂志作为书评文章（应该是第一篇）刊出。其二，在此基础上，参加由王宁先生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中心承办“《汉语现象论丛》学术研讨会”及相关学术会议，提交并宣读论文。其三，撰写《学习与继承启功先生语言文字学遗产》《确立启功先生语言文字学大师的地位》等文章并在《中国语文》等杂志发表；又于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撰写《回忆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启功先生》，刊于《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于上述与王宁先生及其团队的诸多合作与努力，我们成功地将先生的身份定位增加了“语言文字学家”一项，并且得到社会和学界认同，这样对先生的学术认定更加全面、准确，也是实至名归。我想先生对此应该是会首肯并且满意的。因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凡是熟读并深研过“十三经”的，都是希望在“经学”“小学”方面有所建树。我对于这个方面的看法，也已专门写了文章进行论述。
此外，我曾屡次劝说先生撰写回忆录，一次且见于《启功年谱》的记录（1999年2月）先生均以“不愿温习痛苦”为辞而婉拒。但是后来先生还是在弟子赵仁珪帮助下，完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启功口述历史》，为世人留下了一代宗师宝贵的人生记录。我想我的劝说应该多少也起了一点促进的作用，也是可以聊以为慰的吧。
《沈尹默赠启功书黄山谷题跋》
对于这本纪念启先生的小书，我自己老是觉得不满意，已经写出来的，有时再一看，所评所述，总觉得是那么谫陋、肤浅。先生的艺能学问，是那么博大精深，本书对于相关的许多方面，只是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某些方面甚至根本不敢碰一碰，例如先生暮年花费不少精力撰就的《读<论语>献疑》，涉及经学史上若干重大问题，我尽管拜读多次，至今也未敢置一词。
同时，还觉得想写的东西很多，已有的篇什，不时补充一点，老是觉得写不完。所以这里要向精心为本书作序的王宁老师诚恳致歉：王老师是个十分热心提携后进的人，对于工作和写作历来一丝不苟，她说：“我凡是为人写序，必须要先把全稿读过，然后才能开笔。”但是此次我请她作序时，却是尚未全书定稿，所以老师并未读过全稿，而是给我开了特例。
说起书序，又不由想到启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郑板桥》一文中赞赏板桥先生“自己在诗集之前有一段小叙云：‘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多么自重自爱！”我想起先前自己也出书若干本，除了与友朋合作的《商周古文字读本》曾请李学勤先生作序之外，独著的诸如《汉字源流浅说》、论文集《述学集》等，也还都没有求人作序；不过这本小书，却早在动笔之初，就郑重其事地央求王宁老师写序了。这是因为这本小书在我心目中实在太过神圣，必须冠以一篇序文才算完整，而在我的心目中，只有王宁老师才是同时于我、于启功先生有着亲密接触、深入相知的人，所以请她作序是完全必要的。我相信她的序文一定能为我这本小书增色，只是现在看到王宁老师的序文，对我谬奖之处不少，转而使我不免又惭愧无地了。
启功致董琨信札
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俞必睿，也是启功先生的崇拜者，为编好此书可谓殚精竭虑；美术编辑毛尧泉、郝永祺是资深美术设计师。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保证了本书的编辑质量和设计水平，也使我非常满意和感谢！
作者简介
董琨，1946年10月出生于台北，福建福州人。1970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因主要受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影响而改行。
198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任业务副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及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现代汉语大词典》主要编者之一，《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和主要修订者之一。个人主要著作《商周古文字读本》（合著）、《中国汉字源流》和论文集《述学集》等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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