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股神巴菲特儿子:爸爸的钱,应该还给世界_彼得_巴菲特_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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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

他是“股神”巴菲特最小的儿子。

目前居住在离纽约开车两小时的小镇上,

接受我们远程采访的时候,

他的眼前是一片郊区的旷野。

一条远程采访彼得·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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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一家在彼得·巴菲特(右一)的婚礼上

彼得·巴菲特姐弟三人,

或许颠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家族的想象。

他们中没有人继承父亲的衣钵,

彼得在玩音乐,

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也是个摄影师,

姐姐是一个家庭主妇。

当别人知道彼得来自巴菲特家族时,

常常惊呼:“你怎么这样普通!”

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沃伦·巴菲特(右)

“我很清楚我出生于一个有特权的家庭,

但金钱是附属品,

做自己喜欢的事才重要。

我的父亲92岁了,

依然每周工作6天,

住着60年前买的普通民宅,

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

穿着旧毛衣。

他很认可我们在做的事。”

一个安全、有爱、开放的家庭,

在彼得看来才是最大的财富。

今年2月,他的新书《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在中国出版,

我们和他进行了一场连线。

自述:彼得·巴菲特

编辑:张锐嘉,谭伊白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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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巴菲特在纽约的家里接受一条采访

我是彼得·巴菲特,今年65岁了,我是一名音乐家、作曲家。我有一个响亮的姓氏,我爸爸是享誉世界的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我是他最小的儿子。

我姐弟三人都不太符合大家对“巴菲特家族”的想象。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一个摄影师,我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而我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不觉得。

离开大学后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为工作和生活不停地打拼。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巴菲特家庭录像带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房子里,是我父亲在1958年买的,当时价格是 31500 美元,之后也没换过,直到现在父亲还住在那里。

我父母多年来也一直开着很普通的车,哥哥姐姐和我穿的都是耐穿的衣服,不是什么设计师品牌。小时候我零花钱很少,也不是父母直接给的,而是做家务换来的。

巴菲特在老房子中专注工作

父亲总是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工作,偶尔去卧室旁边小房间研究深奥的书籍。

他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的专注。阅读和工作的时候,就像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从来都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而最终钱还是来了。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有多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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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的签售活动。来自彼得的社交媒体

很多年以前,有人邀请我给有钱的父母开讲座,讲富裕家庭会有的教育误区以及应对方法。我越讲越多之后,就发现,这些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富裕家庭的,对所有人都有用。所以才有了《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这本书。

大家都觉得我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成为了一个较为普通的人,这也是人们对我和这本书充满好奇的原因。

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样的数据:富裕家庭中有30%~40% 的青少年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其中,十几岁的女孩子中有 22% 临床诊断得了抑郁症,这一数据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10%~15% 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都会用金钱来代替爱,他们要么很忙,要么很懒,只会通过买给孩子东西,去表达爱。

我父亲带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他成功的事业和金钱,而是给了我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家庭,以及对我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尊重。

我童年的每一天,晚饭时间所有人都一定会到,在饭桌上唠一些闲嗑,父亲会给我们讲一些笑话。

我父亲每天在固定时间到家,晚饭后再去读书,有时候跟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打电话,只要是知道他在家陪着我,就会让我非常心安。

很多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有的父亲回家会发脾气,而他从不会这样。

沃伦·巴菲特

另一个错误是,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成功”。

我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父亲是一位十分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但他非常讨厌这份工作,所以只能靠赚钱来弥补这种讨厌。儿子出于对父亲的尊敬,也跟着他进入了这个行业,进入了那个“工作-赚钱-厌恶工作”的死循环。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喜欢自己的工作。所幸在他30岁的时候,把一切都抛下了,重新回到校园,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最后,他成为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赚的没以前多了,但他热爱这个工作。

但我父亲,其实一直和我强调:“彼得,你知道吗,其实咱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

他那么成功,但他觉得和我是一样的,哪怕我没有从事他的行业或者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的行业,这让我很受鼓舞。人生不必采用同样的“记分”标准,这是我从父亲的教育学来的道理。

母亲苏珊·巴菲特在音乐会上

除了父亲的影响外,我的母亲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母亲一直很关注人权、人文这种话题。我上学那时候,她总是借接我放学的机会跟别的家长聊天,了解别人的故事,不论肤色人种。

我们曾作为寄宿家庭接待过来自非洲、捷克等国家的交换生,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活。她总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她始终让我的心保持开放,也让我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彼得的父母:沃伦·巴菲特和苏珊·巴菲特

随着我的长大,家境变殷实了,但父亲母亲却从未变过。

母亲仍旧温暖又慷慨,她的朋友全世界都是,她也依旧关心身边人的生活。父亲还是每周工作六天,依旧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旧毛衣。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他们?因为他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赚很多钱,这些对工作的热情完全是出于热爱。

如果父母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充满激情,那么孩子就能够看到工作本身的价值,也会想要去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

彼得·巴菲特在旧金山的工作室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了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有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他的人脉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承认,是“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写的推荐信,让我成功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我也曾经短暂地想过是不是从事金融行业,放眼华尔街,我不知道我会做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会有源源不断地资源涌向我,我不会愁找工作,哪怕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也会有人给我个工作,而且不会开除我。有了父亲的盛名我相当于就有了铁饭碗。

但我非但没有选择金融相关专业,反而还从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名校斯坦福辍学了,没错。

彼得·巴菲特(右)和父亲合影

我的大学生活很丰富,上了很多课,成绩也都很好,但上学绝不能像音乐那样给我很大的驱动力。

我从小就对音乐很敏感,听我母亲说我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能哼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这可能是我的音乐启蒙。

大二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邀我去他的宿舍去听一个朋友弹吉他,他的演奏实在是太美妙了,最主要的是旋律非常简单。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能做一名多优秀的钢琴家,甚至也没多想,直到我当晚听到如此简单却扣人心弦的音乐,我突然开窍了。

当晚回到家,我开始疯狂写歌,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新歌的磁带,一路上边听边开车到海边,那一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不做音乐我会后悔。

彼得·巴菲特(左)和父亲合奏

后来在我19 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农场,我拿到了其中的9万美元。哥哥姐姐很快地花光了他们的这笔钱,我并不想重蹈覆辙。

当时我正好决定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于是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从斯坦福辍学。我用这笔钱为自己换得了一些时间,就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音乐上搞出点名堂。

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制订了一份计划,让这笔钱尽量长久地支撑我的生活,我认为钱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购买时间。

彼得·巴菲特在音乐会上表演

我搬到旧金山,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我租了间一间小公寓,买了辆二手车。我唯一花重金的地方就是更新与扩充了自己的录音设备。

我开始弹琴、作曲、尝试电音和混剪,还在《旧金山纪事报》上打了广告,招揽一些生意,也足够我生活了。

我的第一张专辑《等待》1987 年发行,反响很不错。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开始关注美洲原住民音乐,两年之后,我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问世了。

彼得·巴菲音乐会上的原住民章节

后面我的事业重心转向了我的音乐会创作,我开始和原住民合作,编写了《神舞》,用音乐发起和他们的对话。

买时间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金钱才是唯一可以被取代的东西,而那些日落,那些和朋友的欢声笑语,那些对事物的热爱,才是错过了就错过了的财富。

我想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过,人真正的需求最终都归结为两样东西:食物与温暖。但对梭罗来说,食物不过是一种为身体提供“温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人的终极需求就只剩下这一种:维持身体的温度。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需求越多,生活就会越复杂。

巴菲特一家在慈善基金会宣布现场

如果说其他投资行业的人赚钱用来买游艇、豪宅或是买别的什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父亲从来不这样做。

他不觉得这些财富属于他,所以他的计划是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交还给世界。二十多年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已经成了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9 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基金会,每人拿到了一千万的赠款,这无疑是巨额的礼物,一开始我也很抗拒,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可慢慢地我们开始学着管钱,开始学习如何做慈善,用这种方式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彼得和妻子詹妮弗

我和妻子詹妮弗在成立基金会的三四年里到处旅行。我们看到了在孟加拉国生产T恤的地方,看到了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不平等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笔钱用好呢?

我和詹妮弗调研很久,决定把重点放在两个方面:首先要避免强迫给予不需要这些钱的人好处,也就是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因为你觉得对他们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惠及他们。

其次,我们沿用父亲的投资理念:投资估值偏低的资产。支持这样的资产和领域,不着急收回收益,而是让世界逐步追上它的估值。

2016年,基金会在芝加哥的活动,图源:福布斯网站

我们意识到一个被很大程度低估的问题:女童。

女孩们在很多文化中都深受不平等的迫害,男孩可以去上学,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走出农村去看世界的机会也总是落在男孩的身上。而女孩很早就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多年后又成为丈夫的囚徒。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倍增效应”:今天的女孩会成为明天的母亲,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女孩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些益处将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西非的女童教育,我们援建了学校,让越来越多女孩可以上学,还可以学习赚钱的技能,未来有机会经济独立。这是我们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巴菲特家庭合影

我们的基金会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父母也开始每年追加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到了2004 年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们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

2006年也是很大转折的一年:父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富逐年捐赠出去,大头370 亿美元捐给当时他做托管人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和哥哥姐姐的基金会分别负责管理 10 亿美元。

现在我跟我的姐姐苏珊·巴菲特都成为了慈善家,我们仍旧过着普通人一样的质朴生活,但如何让这个世界受益于这笔钱,是我们现在热爱的事业。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因为开拓人生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一次宝贵机会。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全靠自己。没有人能替代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有权利左右我们。

我们确立自己的目标,我们定义自己的成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人生的开端,但可以实实在在地选择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部分图片素材来源:彼得·巴菲特,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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