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到中国去！
学思平治
我们常说“西学东渐”，指的是近代西方的知识传入中国。其实，历史上“东学西渐”（中国的知识传到西方）的历史更为久远。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出于对中国丝绸的喜爱，古罗马人称中国人为“丝绸国人”（Seres）。丝绸、瓷器等大量中国物产和知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再传到欧洲。“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作为当时中外文明交往史的重要标志，影响至今。
确实，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与中华文明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到中国去”。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13-14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克•波罗17岁时候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花费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代的中国；在中国居住了17年后，他返回威尼斯，后来出版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中国的宏伟的都城、发达的经济、繁华的市集、完善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等等。他对中国的描述可谓石破天惊，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东方热”、“中国热”，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人文知识，也推动了15世纪的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马克•波罗游记》影响了哥伦布、达•伽马等众多的欧洲航海家、冒险家，推动他们扬帆远航、寻访东方世界。来自中国的物产和知识也有力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另一位“到中国去”并为中西方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不辞艰辛，长途跋涉，于1578年抵达澳门，在中国逗留了28年。与之前来华的传教士不同，利玛窦入乡随俗，研习中国文化，熟练掌握汉语，翻译中国经典，他还改穿儒服，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中国人交往，成功地从传教士变身为跨文化交流的佼佼者。他努力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思考天主教信仰，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将西方在天文、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带给了中国文人，同时也将“东方”带给了欧洲人。利玛窦首次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描述了中国的发达，但也指出了他眼中的中国中心论等问题。
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儒学经典等中国知识，引起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高度的关注。伏尔泰是中国的铁粉，又被称为欧洲孔门第一人。在伏尔泰眼中，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其偶像就是孔子。他质疑欧洲的君主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摹仿”。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国知识，向横行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政教合一、君主专制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西方人今天说伏尔泰“教导我们走向自由”，殊不知伏尔泰思想的主要起点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义”，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不就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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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致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洲自己的崛起，另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开始质疑中国，把中国描述成专制的国家，与伏尔泰、魁奈等人产生争论。
进入当代，“到中国来”的群体中又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编撰《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他本人是生物化学家，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他代表英国政府了解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和科研的情况，并将英国一些公益组织筹集的资金送到中国。他还结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家，如生物学家童第周、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冯友兰、考古学家李济等。
受他的中国学生、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的影响，李约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研究，花费近五十年的心血，编撰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7卷20余册的煌煌巨著，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李约瑟的同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为他的著作撰写了一个普及本，名为《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他在书中这样写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中国人自己就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他列举了“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还有十进制的数学、纸币、雨伞、卷线的钓鱼器、手推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还有蒸汽机的核心设计”，等等。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船舵、罗盘和多级桅杆，哥伦布就不能到达美洲，欧洲也不可能建立众多的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马蹬，欧洲的骑士时代就不会产生，同样，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的火药，欧洲的骑士时代也不会结束。作者的结论之一是，中国人至今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古代发明的世界意义。应该说他讲得非常到位，值得我们警醒。
近代“到中国去”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斯诺来到上海，他原本计划用一年时间在世界各地冒险、漫游，中国只是其中一站，结果却在中国长住13年，成为沟通中外的伟大使者，把中国革命介绍给外部世界。斯诺亲眼看到了一个地主豪夺、官员暴敛、军阀混战、贫穷破败的中国，但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文明、壮美的中国河山和质朴而坚强的中国民众也使他深深动容，他看到，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
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斯诺终于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1937年，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万里长征首次为大众所知，引起强烈轰动。
我曾在这个节目中简单介绍过另外一位“到中国去”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他一生被斯诺的这本作品所激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重走了长征路，写下当时的畅销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说：“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10多亿人口的民族，让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前进”。1991年，我来到他位于纽约的家中，问他：现在应该如何看待你所说的“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他说：“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他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了“到中国去”的洪流，他们来中国旅游、读书、工作、创业等等。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其中许多人不仅学会了中文，而且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生活，同时，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视角也使中国受益良多。我们今天可以在网上看到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之后发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林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另一位“到中国去”并为中西方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不辞艰辛，长途跋涉，于1578年抵达澳门，在中国逗留了28年。与之前来华的传教士不同，利玛窦入乡随俗，研习中国文化，熟练掌握汉语，翻译中国经典，他还改穿儒服，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中国人交往，成功地从传教士变身为跨文化交流的佼佼者。他努力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思考天主教信仰，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将西方在天文、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带给了中国文人，同时也将“东方”带给了欧洲人。利玛窦首次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描述了中国的发达，但也指出了他眼中的中国中心论等问题。
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儒学经典等中国知识，引起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高度的关注。伏尔泰是中国的铁粉，又被称为欧洲孔门第一人。在伏尔泰眼中，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其偶像就是孔子。他质疑欧洲的君主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摹仿”。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国知识，向横行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政教合一、君主专制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西方人今天说伏尔泰“教导我们走向自由”，殊不知伏尔泰思想的主要起点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义”，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不就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吗？
然而，大致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洲自己的崛起，另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开始质疑中国，把中国描述成专制的国家，与伏尔泰、魁奈等人产生争论。
进入当代，“到中国来”的群体中又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编撰《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他本人是生物化学家，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他代表英国政府了解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和科研的情况，并将英国一些公益组织筹集的资金送到中国。他还结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家，如生物学家童第周、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冯友兰、考古学家李济等。
受他的中国学生、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的影响，李约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研究，花费近五十年的心血，编撰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7卷20余册的煌煌巨著，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李约瑟的同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为他的著作撰写了一个普及本，名为《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他在书中这样写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中国人自己就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他列举了“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还有十进制的数学、纸币、雨伞、卷线的钓鱼器、手推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还有蒸汽机的核心设计”，等等。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船舵、罗盘和多级桅杆，哥伦布就不能到达美洲，欧洲也不可能建立众多的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马蹬，欧洲的骑士时代就不会产生，同样，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的火药，欧洲的骑士时代也不会结束。作者的结论之一是，中国人至今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古代发明的世界意义。应该说他讲得非常到位，值得我们警醒。
近代“到中国去”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斯诺来到上海，他原本计划用一年时间在世界各地冒险、漫游，中国只是其中一站，结果却在中国长住13年，成为沟通中外的伟大使者，把中国革命介绍给外部世界。斯诺亲眼看到了一个地主豪夺、官员暴敛、军阀混战、贫穷破败的中国，但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文明、壮美的中国河山和质朴而坚强的中国民众也使他深深动容，他看到，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
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斯诺终于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1937年，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万里长征首次为大众所知，引起强烈轰动。
我曾在这个节目中简单介绍过另外一位“到中国去”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他一生被斯诺的这本作品所激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重走了长征路，写下当时的畅销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说：“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10多亿人口的民族，让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前进”。1991年，我来到他位于纽约的家中，问他：现在应该如何看待你所说的“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他说：“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他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了“到中国去”的洪流，他们来中国旅游、读书、工作、创业等等。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其中许多人不仅学会了中文，而且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生活，同时，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视角也使中国受益良多。我们今天可以在网上看到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之后发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林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林登：
大家好！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
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美国家庭，父母无力负担我的大学学费。所以，我做起了洗地毯的生意，大一到大二期间，我白天洗地毯，晚上去社区大学上课；大三时又转入了一所位于芝加哥的夜校，并在芝加哥迎来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1983年，我去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家子里洗地毯。我一进门就注意到，他在墙上挂了一张世界地图，用小红旗标记出每一个他去过的地方。他说，“小伙子，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要做一个红旗，你等一会儿帮我把它放在地图上中国的位置”。我怀着巨大的压力，忐忑不安地告诉他：“对不起，我不知道中国在哪”。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他平时教导的都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知识储备自然远远胜过我这个典型的蓝领阶级孩子。
后来，那位教授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把旗子放在中国的位置上。他问我：“你一辈子都要洗地毯吗？”我说：“我当然不想，但是我有什么选择呢？”教授说，我很难在美国实现梦想，但在国外也许可以。他告诉我，中国政府托他找一些老师，去中国教英语。我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无法胜任老师，但这次对话深刻地改变了我——那是第一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愿意与我直接、那么坦率地谈论我的未来。
两天以后，我在夜校教室看到一张海报：中国教育部首次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前两天我刚刚听到中国，所以我记下了海报上的电话号码，我在电话里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可能没有希望的美国人，但是我很想申请这个奖学金。我爸爸没能在美国实现他的美国梦，所以我想去国外看看，寻找新的梦想”。
三个月以后，中国教育部给我打电话：“你是林登吗？我们愿意给你奖学金。”我说：“你是不是打错了？我是那个洗地毯的林登，我是那个教育背景不太好的林登，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你最需要这个机会”，对方答道。试想一下，那是1983年，当时的美国非常富裕，中国则比较贫穷，但贫穷的中国慷慨地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
后来，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过演员，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一个来自社区大学的孩子获得斯坦福的奖学金，这是史上第一次。斯坦福为什么给我奖学金？不是因为我洗地毯洗得很好，而是因为我来过中国，有关于中国的经验。
我离开斯坦福以后，去过110个国家，在80个国家做过教育项目。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问当地人：你对中国有哪些了解？你怎么看待中国？他们会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芝加哥。“噢，乔丹，乔丹很好，公牛队很好。”我说，“对，但是我想谈论的是中国。你对朱熹有什么看法？对王阳明有什么看法？对沈从文有什么看法？”我很早就意识到，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即便是来华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还远远不够。很多外国留学生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或北京大学读书，不是待在教室，就是去咖啡厅和大商场。透过这些，他们了解的只是近30年的中国。我固然为近30年的中国感到骄傲，但我还是觉得，外国人也应该了解前4970年的中国，中国的魅力不仅源于近代以来的硬实力，更源于悠久文明所带来的软实力。
外国人认识中国的渠道相当狭窄。他们只能认识到1%的中国，而99%的中国仍然不为世界所熟知。我认为我有责任作为沟通的桥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故事，让世界认可中国的魅力和智慧。
出于这样的理由，2004年，我和我太太卖掉了美国的房子，辞去了我们的工作，带着5岁和8岁的两个儿子，回到了中国。我想利用我15年来在80个国家的教育经验，在中国创办一个交流中心，让外国人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我们寻找了两年，想找到一个老院子，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老房子也代表着老一辈的智慧，最终我们落脚于大理喜洲。疫情期间，我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我38年以来见证过的中国故事，汇编成书。这本书就是我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正如张老师方才所言，很多外国人尊重中国、向往中国，渴望参与“中国梦”。我们应当包容地、热烈地欢迎他们，我希望中国未来能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本书就是林登先生的著作《寻乡中国》。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不同于很多安家于中国都市的外国朋友，林登先生将他在中国的家安在了云南大理的喜洲村。我想知道，您为何选择居住在乡村？您在那里看到了怎样的中国？
林登：我之所以选择在乡村安家，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初心是向世界传递不一样的中国故事。世界对“大裤衩”（中央电视台大楼）、对三里屯等都市文化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但是，很多外国人可能还不了解乡村中国。
第二，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村民。他们非常温柔、非常淳朴，我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都叫我“村长”。
主持人：喜洲的村民给林登取了一个很可爱的昵称，叫“洋村长”。每当看到他在村里溜弯，大家就说，“哎呀，洋村长，你又出来了”。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张老师？
张维为：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这幅画面很“治愈”。实际上，我跟林登的经历有点像：他在1984年到北京学中文，我在1985年第一次来到他的家乡芝加哥。我跟他还有同样的爱好：我们都喜欢逛跳蚤市场，也都特别喜欢老物件、老建筑、。
主持人：事实上，借助典型的老物件，能够迅速地了解和感受一个国家。
林登：我希望传递给世界的，不仅是现代的中国故事，还有景德镇的文化、雍正的瓷器、唐三彩、潮州木雕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讲述的、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主持人：你了解得真的不少。
林登：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我在中国火车的硬座和硬卧上度过了250个夜晚。
主持人：林登对中国的了解深入到了真正的文化层面，深入到了广袤的乡村和泥土的芬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在向大家介绍中国时，林登的视角会更加独到。
林登：我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外国年轻人。所以，我曾经把美国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带来喜洲，让他们在这里学习了5个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孩子在离开时都不舍地哭了。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美国的领导人（例如，奥巴马的女儿曾就就读于这所学校），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未来的美国领导人，而这5个月的经历会使他们在50年、60年甚至70年后都抱有中国情怀，进而影响他们今后对中国的态度。
主持人：国外的学生或成年人来喜洲参加文化交流时，可以在当地接触到哪些东西，感受中国的哪些文化？
林登：他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农业。另外，喜洲也有白族的村落，白族的歌舞、扎染、甲马（一种版画）和食物也都很有吸引力。我们在中国的占地空间中有50%是公共空间，当地人和外国人可以在此真实地交流和碰撞。
张维为：不同国家的普通老百姓直接交流是非常好的。秦刚外长说，普通的美国百姓淳朴、热情、友好，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中国百姓的朴实可以打动无数的老外。
主持人：古人云，国之交在民相亲，人民之间的这个友谊可以通过长期的交流而不断加深。在当下的变局中，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显得更加必要，林登先生作为中外交流的促进者，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时，您最想介绍的是什么？
林登：2500年的儒家文化传下来的那颗种子。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觉得中国是最热情、最包容的国家，这就是中国的一大软实力。
美国很早就开始了软实力的建设。全世界都可以通过NBA、迪士尼和星巴克了解一个不一样的美国，很多人即便不喜欢美国的军队、不赞成美国的政策，也会觉得米老鼠和蜘蛛侠很酷。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需要建设起这样一个传播文化的渠道。《流浪地球》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它让世界知道，中国可以拍出伟大的电影。
主持人：用秦刚外长的话说，中国的“麦克风”还是太少了。世界缺少足够的渠道，去了解生动的、鲜活的中国。
张维为：这和文化传统也有关系。17、18世纪，中国比欧洲发达时，欧洲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想学习中国的一切。但是，欧洲崛起之后，就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再愿意向其它国家学习。
至少在两年前，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翻译的作品大概要占至少10%-15%。而在西方国家，翻译作品的占比连1%都不到，翻译中国的作品就更少，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外国作品的英译本能在美国畅销。正所谓“孤掌难鸣”，要实现文化交流，必须两只手一起鼓掌才行。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的趋势，那就是互联网。我们的网络文学非常“治愈”，现在在海外广受欢迎。
主持人：这样的窗口要越多越好，以便大家看到更加立体的中国。
林登：是的。我现在经常为美国的媒体撰写文章，98%的读者都会点赞，只有2%可能说我洗脑，可见无论美国政府态度如何，很多民众还是支持中国、尊重中国的。
每当看到中国的年轻人，我都会对未来感到乐观，其它国家的年轻人则并不那么令人感到乐观。“自由”原本是一个含义非常好的词，但是（在一些国家）“自由”已经变成了“自私”，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作绝对独立的（个体），所以美国人很难团结起来。
张维为：对，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和软实力，有助于诊断甚至治愈西方的很多社会疾病。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特点是原子化。人们一味强调“我的权利”，而不太讲“我的义务”，这导致社会不停地分化，矛盾越来越多。当个人主义走到极端时，社会就会走向瓦解的、分崩离析，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
林登：我觉得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大部分集中在在硬实力方面，我希望以后中国能用软实力点亮世界，把我们五千年来积累的智慧分享给世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提问环节】
观众：我叫刘政航，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17、18世纪西方社会产生了一阵“中国热”，21世纪的中国在国际上能否再度引发“中国热”呢？
张维为：实际上，第二波“中国热”现在已经出现了，影响力遍及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
“衣”，现在全球最大的购物软件之一是SHEIN（希音），超过Amazon（亚马逊），这很厉害。
“吃”更不用说了，中国餐馆、中国食品到处都有，谁都知道中国菜是好的。
“住”呢，现在“宅”在家里玩游戏的特别多，而中国的网络游戏正异军突起，比如，《明日方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网上，据说老外已经开始拷贝和抄袭它的模式了。
“行”也一样，中国大量出口新能源汽车。而且，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极富设计感，很多设计非常超现代、具有科幻感，受到广泛的好评。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一提到《明日方舟》这个游戏，台下就传来了讨论的声音，你们都玩过这些吗？大家都在点头，看来每一个人都玩过，张老师完全感受到了年轻人的脉搏。林登先生，您是否觉得“中国热”正在发生呢？
林登：我认为是的。在美国，大约有2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美国的大学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学生就像是民间的文化大使。而且我发现，中国的孩子都非常礼貌，非常文明，所有的小区都很欢迎他们。
主持人：林登先生，您走过很多国家，有很多外国朋友，谈及中国时，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林登：他们没有来过中国，但来过芝加哥，所以他们会关心中国的治安情况。我告诉他们，在上海，你24个小时都可以（安心）走路，这是很了不起的。可能99%的国家的人民都无法享有这样的自由。
他们第二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人会不会不欢迎我们？他们看到有些美国人排斥亚裔，所以担心中国人也会排斥他们甚至打他们。我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8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主持人：一些外国人在来中国之前，会因为未知而感到忐忑，可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有很好的体会。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苏卢武，我来自是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我的职业是的一名焊接工人。我今天提问的内容是，中国在哪些领域越来越吸引人，又在哪些领域相对欠缺？谢谢。
林登：我现在最舍不得是什么，就是微信，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最需要的一个工具。现在，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们将会影响世界。
有所欠缺的地方是，会说中文的外国人不是特别多，甚至有些外国人在三里屯住了30年，却只会用中文问“厕所在哪”、“面包店在哪”，我觉得这太糟糕了。我们要逐渐让外国人学好中文，才能使他们能够参与中国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同时，出于对中国的尊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应当好好学习中文，这是我们对中国的责任。
主持人：要了解中国，还是要过语言关。我发现林登先生的语言关真的过得很好，他能够非常清晰、精准地把握“我们”和“咱们”之间的区别。
张维为：我们看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时，有个大致的标准，就是中文有没有过关。真正过关的，他对中国的研究水准往往相对高一些；中文没有真正过关的，甚至连看《人民日报》还要查字典的，就很难感受到对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对中国的分析往往比较离谱。
另外，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视角看中国，我有个简单的叙事架构，中国地貌是三级阶梯：一是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二是海拔500米以下，包括上海；三是500米到2000米之间。这三个阶梯意味着什么？这些地方的山水林田湖草沙都不完全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个地方都形成了自己的人文生活，像你们大理就很不一样，这种文明型国家的精彩是一般国家所没有的。中国地域差别和人文生活的丰富性，无数微妙的细节方面的差别，一般国家真的没法比。
主持人：中国是毫厘与宏大的奇妙综合体，对于这种综合体，觉得林登先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和把握了。但是，对于刚刚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外国朋友来说，把握这些会不会太难了？我们应该怎么向他们讲述这些？
林登：很多外国人平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安全区”。黔东南的大利侗寨、贵州、川西，都非常美、非常吸引人，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投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很多外国人不愿意去，这可能跟语言有关系。如果可以让他们体验丰富的、多元性的中国，他们肯定会对中国有不一样的感受。
主持人：对于很多想要了解中国的人来讲，可能需要的就是最初的那一把推力。
张维为：刚才林登讲的还有一点很重要，他是从中国微信开始讲的。我经常建议讲中国故事可以从现代讲到古代。5年前，我从昆明、从红河到中越边界，一路都是山区，但我们可以坐车，可以看手机，可以看视频，这就是中国Super modern（超级现代的）数字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然后再讲背后的文化，例如，微信背后的中国“圈子文化”，中国人喜欢交流、喜欢商量的特点，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等等。
林登：还有一个故事：我在老挝看琅勃拉邦，看古老的寺庙，而老挝人眼中的景点是中国的高铁站、火车站，他们都在那里“打卡”拍照。
我们都在拍他们500年以前的历史，而他们在拍中国投资的、带给他们帮助的新工程，这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热泪盈眶。
主持人：刚才林登举例的中老铁路，就是我们民间和政府间友好交流的结晶。
林登：我同意。我问了很多老挝人，你觉得中老铁路怎么样？他们提到一个字：Hope（希望）。
主持人：对，就是有希望的。刚才张老师也说到，大家了解中国，可以先了解现代的中国，然后思考中国是如何一路走到现在的，再慢慢地开始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制度，对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立体的了解。
通过林登先生在中国的精彩故事，我们能看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国之交在民相亲，国家间关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就是人民的友谊。林登先生提供的可能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交流模式，，而是用日积月累的中国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交流、感受整个世界的美。非常感谢林登先生来做客，也希望未来更多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大使和建设者。谢谢林登先生，谢谢张老师，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张维为：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 马嘉均；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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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涵盖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达到了近亿次，其中通过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产品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较好。并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同步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形成了系列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累计影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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