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松落
1997年，我住在一个筒子楼的角落里，春天，夏天，写下了《西北偏北》(《春山夜行》这本书里的《妈妈的语文史》是其中的一部分)和《春雪》。在那之后，我就很少写小说了。
《春山夜行》
韩松落 著
译林出版社
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直到我不再惧怕小说，不再惧怕结构一个故事。也不再担心，三四十年的生命激情定量，按照七八十年平摊，会不会摊得太薄了。
解说自己的读写经验，似乎不大好，藏在幕后是神秘感的需要，也是降低期待的需要——万一我读的书其实白读了，以为写出来的故事其实没写出来。
我只是想说，我是在自知的状态下写作的。我喜欢高度控制，我不喜欢弱控制状态下写出来的文字，不喜欢半自动写作，不喜欢涣散、失焦、低对比度，被一个所谓灵感驱动着写作。我喜欢全面监控。现实中的我，一直在自我监控，在被“我是被监控的”这样一个观念监控，甚至自信地以为，我能监控我内心无意识的部分，至少也能意识到那片无意识深海的存在。我故事中的人，也时刻穿越到故事之外，意识到自己在被监控，这可能是一个狮子座写作者强悍的一面。
或者说，我是按照电影的生产方式来写小说的。电影的高投入、长制作周期，决定了它必须是强控制的。电影的成败是另一回事，但在每一次拍摄开始前后，它都是强控制的。
我喜欢这种高投入。甚至，我那些被浪掷的，没有用来写小说的生命，也是这种高投入的一部分，是我那些有效的小说的公摊面积。
《春山夜行》，源自跟朋友打的一个赌。他认为小说必须写真实的人和事，没有真实的人和事作为起点是不能写的。我觉得这种写作不能让我兴奋，虚构才能带来兴奋点，而且，复写真实的人和事，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困扰，我会有道德上的迟疑——这点不太像个写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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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说好的，我来写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写我最讨厌的白酒行业(我不喝酒，甚至不喝咖啡和茶，只喝白开水)。查资料和采访用了两天，写了四个小时，发表在2019年7月的《小说界》上，被收进《小说选刊》“2019年年度短篇小说选”里。
就是想写一个年轻人独立展开生活时，那种恐慌、试探、自信和自足交替的状态。怎样成熟，以及装作成熟。这个小说实质上是农业趣味的，因为只有在农村里分家另过的年轻人，面对一大块土地，开始耕作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恐慌和自信的交替。在大地上，不可预期的事实在太多了。
用了我家乡小城作为背景。故事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还有风土人情，全都以我的家乡为蓝本，故事中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我家乡人特有的，比如，“不要让他们两口子脸吊下”，意思是“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被怠慢，因此吊着脸”。我是边写边念，边写边演，希望它们就像是我家乡人说出来的。
《农场故事》，用散文的方式写的故事，正文前面的小段落，一段一个意象，一段一个小主题，慢慢堆积和罗列，是我喜欢的手法。当年读到《草叶集》之后，就一直想着有一天可以自如地罗列，在罗列之中找到一种音乐性。
《晚祷》，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个小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瘟疫蔓延的时刻，人们还在试图抓住点什么，试图把自己安放到一种秩序里。
《写在练习本上的小说》是一种尝试，先写一个小说，然后把小说肢解掉，二次加工，边展示小说，边解说当时写小说时候的想法，等于在小说之外嵌套了一个壳子，类似于DVD的导演评论音轨。
《处处蔷薇》《红鞋》那几篇，是当年给杂志的言情栏目写的短篇，事实上这些故事里却没有爱情，主角一个人完成故事。直到现在，我的大多数故事，也都是主角一个人的故事。
所有创作者，同时得是个催眠师。
写作本身就是催眠，但即便作者写完了，也还没完，因为对别人的催眠才刚刚开始，写作者所获得的评价，其实是作品完成后他所持续撬动的催眠，以及周遭的一切帮他催眠的结果。催眠，是命运性的，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更愿意沉浸在它对我的意义里，我先完成对我自己的那部分催眠，只写我愿意写的故事，用我愿意的方式。这是我生活的解药，甚至是我走向荒野的室内方式。
用小说写下漫篇红色“点点花”，用小说一点点换掉自己，然后脱身而去，去向碧野、春山、沙漠，以及一切目所能及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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