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小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变了天_改编_电影_成了

文|张颖

35年前的一个下午,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王朔,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朋友。

“文学是大树,电影是果实。”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

“电影和文学本来是兄弟,现在这两个兄弟住得原来越远了,从这个街住到那个街去了,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笨蛋才忠于原著”

不只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第五代导演,都是文学改编的受益者。

莫言后来调侃,当时见到的张艺谋晒得黢黑,衣着破烂,像极了他们村生产队的队长,当场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他。张艺谋受宠若惊,彼时他还没什么名气,没想到莫言会这么信任自己。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并不容易,莫言全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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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上,一起写了长达6万字的剧本,但拍的时候张艺谋的工作本删的只剩下2万字,张艺谋问他改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莫言说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不会种高粱,几百亩高粱地马上要废了的时候,又缠着莫言指导他怎么种高粱。

后来《红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大奖,张艺谋在国际上一战而红,莫言的名字也跟着声名远扬。

《活着》在戛纳狂揽大奖,余华的书也跟着火了起来。虽然张艺谋的《活着》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后来余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会有意见。”

除了这几部作品外,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数部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其中不少成为了国产电影的佳作,而张艺谋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文学改编“大户”。

那个年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让一众导演名利双收,从文学这颗树上长出的电影果实,也哺育了一代电影人和观众。

从文字里找到财富密码

随后,饶雪漫的《左耳》和“沙漏”系列接连问世,在《沙漏》出版的2007年,郭敬明把之前连载的《悲伤逆流成河》单独成书,登上了年度青春文学榜首。

如果说余华、莫言和王朔等作家笔下的文字,是父辈们共同的记忆,那青春疼痛文学和网络文学,则伴随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以郭敬明、饶雪漫和安妮宝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用华丽的辞藻、炙热的情感,堆砌着90后们青春期的“文学堡垒”。

当这批读者慢慢长大,就成了青春文学改编电影的主要受众。2010年后,中国电影市场热闹繁荣、票房猛增,与青春文学强关联的青春片也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之一。

2013年,由辛夷坞原作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6000万的小投资豪取7亿票房,低成本、短周期、高收益的商机被狂热的资本浪潮看到,有从业者感慨那个年代,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就投青春片。

随后,九夜茴的《匆匆那年》被拍成电影,拿下近6亿的票房;饶雪漫的《左耳》也收获了近5个亿的高票房;《何以笙箫默》《致青春》和《微微一笑很倾城》等青春、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纷纷上映。在小成本赚大钱的生意下,这些低评分、烂口碑的影片也经历着观众们的吐槽和谩骂。

其中,掌握青春片财富密码后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郭敬明。

他把“小时代”系列拍成了四部电影,豆瓣评分始终没有超过5分,却依然能在一片骂声中高歌猛进,最终累计拿下了超17亿的票房。

把自己的作品拍成电影后同样“自信”的,还有张嘉佳。

张嘉佳说自己写《摆渡人》的剧本喝了几百瓶酒,被网友调侃喝的是假酒——经历了多部烂片后,观众对青春文学改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被忽视的文学

“文学像影像的哨兵。”

电影剧本对文学作品改动的边界,一直是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

在电影市场在吹过了青春文学的大风后的几年,能被观众认可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并不多见。

参考资料:

1.北京晚报:《余华:张艺谋给钱挺痛快》

2.腾讯娱乐:《张艺谋:当年为种高粱找莫言》

3.三联生活周刊:《陈凯歌和他的80年代》

4.桥下有人:《与冯裤子有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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