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一个盛世的幻灭？可持续发展农业有哪些事例_稻田_中国_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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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年，一个盛世的幻灭
• 可持续发展农业有哪些事例
• 何炳棣的介绍
• 明朝人口最多多少人
• 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

1796年，一个盛世的幻灭

作者：霍小山

1796年正 初 ，紫禁城举 了盛 的禅位典礼，乾隆将皇位传给了 的 嘉庆，并宣布普免明年全国的地丁钱粮。

这是 乾隆一生中最完美的压轴戏 ，自己当政以来，国泰 安，四海升平，万国来朝，缔造了 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如今，他还能让帝国最 的权 平稳交接，这在中国 历史 上都极为罕见。

乾隆志得意满，自己的 功武略应该已经超越了历朝历代的所有帝王，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第 完人。

然而， 打脸总是来得飞快。压轴戏之后的第6天，川楚边境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 。这场起义彻底撕碎了康乾盛世的幻梦，乾隆的一生心血，全部灰 烟灭。

这场起义爆发的原因，表 上看起来是乾隆晚年清政府吏治松弛，贪腐严重，导致官逼 反。但本质的原因应该是人口增长超过了 社会 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程度，导致国 活的极端困苦，为 社会 动乱提供了温度、水分都很适宜的 壤。

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中国内部的战争告 段落。此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修 养生 息，中国的 口数量直线上升，相继突破2亿、3 亿 关。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副使斯当东甚至估计中国的人口达到了3.5亿。

人口的野蛮生长， 固然是清政府 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也为 清政府埋下了 颗随时爆炸的地雷 。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呈几何级数增 ， 粮 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 。僧多粥少，就会导致粮价和土地租佃价格的直线上升。早在1709年，康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免除天下钱粮的谕旨中说，“户口虽增而土田并 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 ，其谋 焉能给 ？”。

第 年，他 说“ 所以未尽殷 者， 良由承帄既久，户口 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 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

不过， 人口压力在康熙时代并未成为 社会 主要问题 ，因为当时全国 口才刚过1亿 关， 且 清朝的领 也还在扩张。领 的扩张可以给中国 带来更多的耕地，更多的耕地可以带来更多 的粮 产量。这就像美国的 进运动 样，东海岸 三州的农 可以去辽阔的 部垦荒种地， 缓解东部地区的 口压力。因此，康熙时代只有江宁、苏州、上海、 福建这 个地 成为缺 区，需要从其他省份调配粮 。

但是到了康熙晚年， 人口压力带来的贫困问题日趋显现 。雍正刚 上台， 就对各省督抚说，“国家休养 息，数 年来，户口 繁，而土田 有此数，非率天下农 竭力耕禑，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

然而，雍正帝 法缓解 口压力，以 于乾隆初年， 价昂贵的情形，已经遍及全国。沃野千 的天府之国四川，雍正 、九年（1730、1731）时， 价每 价格为 4到5钱，到了乾隆 三年（1748）时价格增 到每 1两，最少也 8、9 钱。四川这种粮 产区的 价尚且翻倍，其他那些粮 产量 般般的省份的 价，就更可想 知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清代粮价资料库”， 检索1736年以后各省按 向皇帝奏报省属各府及直 州厅的主要粮 价格，从 对清代粮价的上涨有 个更具体的认识。

到了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已经成为朝野共识 。1793年，乾隆在上谕中表达了 的忧虑，“生之者寡， 之者众，于闾阎 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 狼戾，民情游惰， 亩荒芜，势必 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 ”

那么，乾隆有没有解决办法?

乾隆时期，有 位著名的江苏学者 洪亮吉 ，对中国 口的问题提出了 的 解。他认为中国 口过剩造成了 计艰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前没有 劳永逸的 案，只有两个可以稍微 缓解压力的办法。

一是天地调剂法 ，即靠 然的力量如瘟疫、天灾造成 口的 批死亡，以减 缓 口压力。但是他通过对中国 历史 的研究，认为“ 之遭 旱、疾疫 不幸者，不过 之 、 矣”，对解决 口的迅速增 起不了 作 ； 二是君相调剂法 ，即最 限度的开发资源，政府要制定政策，刺激 产，发展 产，改进 活。洪亮吉虽然没有提出解决 案， 但仍然被后 称为“中国的 尔萨斯”。

清政府在 “君相调剂法” 这 已经做了很多努 。 其 ，清政府鼓励垦荒 ，据统计,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晚年，全国主要省区共垦荒地四 三万 千余顷。雍正五年，政府准许各地 前往云南、贵州 省 开垦，并给予垦荒者参加科举考试的权 。乾隆三 年，政府 励各地 前往新疆开垦 地；

其二，清政府大力推广红薯、玉米这两种美洲作物 ， 来填饱 百姓的肚 。这两种神奇的作 物对 地的要求不 ，贫瘠的 区丘陵坡地都可以种植，绝不挤占主要粮 作物的地盘。在乾隆帝的示意下，各地地 政府规定对于种植番薯、 的 地永远免税；

其三，清政府不遗余力的治理 河、淮河、永定河等等喜欢兴 作浪的河流，各省政府也都全力疏浚主要河道。水灾被有效的控制，农业 产的安全得到了极 的保障；其四，清朝 代皇帝都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在“量 制出”的财政原则下，多次普免天下钱粮，减轻 负担。仅乾隆 朝所 减免的农业税总数就有2.0275亿两 银——如此看来，易中天教授说乾隆是 个王 蛋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但是，正如洪亮吉所预料的， 清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只能缓解人口压力，而无法彻底解决人口压力 。其 ， 尽管大清帝国的国土面积空前庞大，但是相对于3亿的人口依然捉襟见肘 。到了乾隆后期，真的是能开垦的 地都已经开垦了，不能开垦的 地也都硬开垦了，但还是不够 。道光年间的举 汪 铎曾说，“ 多之害， 顶已禑 稷， 江中已有洲 ，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 养。”根据洪亮吉的研究，平均每个 需农 3到4 亩， 可维持最低 活。然 乾隆 年(1753)， 均亩数才约为 3.86 亩，三 年(1766)为 3.56 亩， 嘉庆 七年(1812)为2.19 亩，道光 三年(1833)更是降到1.86 亩，根本 法维持 众的最低 活标准。 同 时期的英国 均占有耕地10亩。

其 ， 美洲作物虽然大力推广，但是根据学者吴慧的估计，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它们的产量也仅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 。侯杨方教授多次强调，“美洲作物对清朝 口巨量增 并突破2亿、3亿直 4亿的作 并不 ，养活中国数亿 口的依然是传统作物”。这个论断其实不 史料证据也能推测，你想那些 区丘陵坡地能有多 积？它们能种植多少番薯和 ？

于兴修 利，可以最 程度的保障农业 产的成果，却不能提 粮 的原有产量；普免天下钱粮可以减少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提 百姓的 活水平。更何况到了乾隆晚年，清政府日益腐败，地 政府横征暴敛屡见不鲜， 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肆无忌惮，老百姓只能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 滴油，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 。加上 江、汉 连年溃堤，水漫千 ，导致当地的 百姓要么抗租暴动，要么另谋出路。英国 嘎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约翰· 巴罗记载：“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 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 ，没有看到任何 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 所及 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绝对不是以偏概全。

在湖北、四川、陕 三省交界地区，有 原始森林，这 群 起伏， 交错，地势险要， 统称为巴 林。这 地贫瘠， 候恶劣，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有 想来这 安家落 户。但是乾隆三 七 年之后，四川、湖北、河南、安徽等省“贫 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到了 莲教起义爆发之前，巴 林的 口数已经不下百万。

在这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聚集了如此大规模的人群，非常适合民间宗教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时，只需要 两个野 勃勃的 振臂 呼，就会有百万信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不闹个天翻地覆， 焚幽燕，决不罢休。乾隆皇帝 严厉打 压 间宗教，为此不惜掀起 化恐怖的狂潮，连有传播邪教嫌疑的精神病患者也绝不姑息， 律凌迟处死。可是，乾隆帝深 周纳，千防万防，最终还是功亏 篑， 莲教在巴 林建 起 个庞 的秘密宗教王国，即将卷起腥风血雨。

解决巨 的 口压力，消灭潜藏的动乱因素，乾隆帝唯 的选择就是推动国家经济全 转型，与世界各国贸易，与 历史 潮流接轨，使 产力发 质的 跃。

康乾雍三代，正是欧洲突飞猛进的时期 ，产业 命、交通 命、政治 命蜂拥 起，哲学、经 济、政治、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 新 异。开启 业 命的英国，伴随着 纺 织业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的农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纯农业 口从15世纪的90%下降到了17世纪的50%，极 的减轻了农村人口的压力。1795年，英国政府还推出“斯宾汉姆制度”，对收入水平达不到标准的产业工人，予以财政补贴。同时，政府还积极帮助失去 地的农 在城市 找到合适的工作，逐步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 社会 的不安定因素。

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使得英国出现了很多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城市 ，例如伦敦的 口在17世纪末就已经达到了57万人，在整个欧洲 屈 指。城市的庞 口，需要附近的农村提供更 多的奶酪、鸡蛋、牛油等畜牧产品和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这就推动很多农 转型种植附加值 更高的畜产品和乳制品。由于畜牧业所需的 数有限，这就导致更多的农 进 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而 速发展的 业，也完全可以吸纳这些源源不断涌进来的劳动力。而在康乾盛世， 中国的城市化 平却不到7%。

产的棉纺织品由于有规模优势，价格比较低廉，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买得起。其他的 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也是如此，这就使得 英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得到提高，生活水平提前进入小康 。据记载， 业 命初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 个普通雇 ， 三餐的 谱如下：早餐 是 奶、 包和前 天剩下的咸猪 ；午饭是 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 、 铃薯、 菜或萝 ；晚饭是 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 。 业 命后期，英国 的 活更是蒸蒸 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 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 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 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当我再看到同 时期中国普通 众 不果腹 的种种记载，实在是 潮难平。

英国普通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 反过来促进了 产的扩展和就业的增多，进 步消解了英国的人口压力。

再以美国为例，它在18世纪末偷师英国，开始 业 命。1810年，美国 口724万，然而随着 业的发展，本国的劳动 严重不 。于是美国从海外 量吸收移民，从1820年到1910 年，美国的外来移 达到2792万。巨量的外来移民不但解决了美国的产业 缺乏的问题， 且还带来了各种新技术，使得美国的 业可以后来居上。

在 个 向产业 命的国家，数量庞 低廉的劳动 不但不是负担，反 是经济发展的助 推 箭。而 在 个封闭的农业国，数量庞大而又低廉的劳动力不但不是 社会 进步的发动机，反而是 社会 动乱的培养基 。这个道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为什么最近印度要在中印边界挑事?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印度的 口呈 字塔结构， 壮年劳动 占据绝对多数。印度政府如果能解决这些过剩的劳动 ，那么印度今后的发展将不可限量，但如果印度政府 法为这些 提供充 的就业岗位，那么印度 社会 极有可能会分崩离析。

因此，印度政府觊觎中国的世界 地位，希冀能够取中国 代之，为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稳定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 我们要求乾隆皇帝紧跟世界潮流，推动经济转型，这是 种 后炮的想法 ，作为两个世纪前的中国的领袖，他很难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维持统治的思维惯性，我们不能对其有过多的苛责。

而且，即使乾隆帝在 嘎尔尼访华之后，愿意在贸易 放松管制，并有限的效法 ，估计也来不及了，因为此时离 莲教起义已经没有几年时间。 白莲教起义撕碎了康乾盛世的纱幕，葬送了清王朝维持专制统治的所有预防措施 。我们以后 的观点来看，乾隆帝预防 莲教之类的起义，唯 的 案就是改 开放，学习 ，参与世界贸易。

试想，当成千上万的 在中国拔地 起，将会解决多少中国剩余的劳动 ，当成千上万运送 物的货轮驶向中国 的码头，将会补 多少中国粮 的缺口，当成千上万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如 后春笋般冒出，将会推动多少农村的经济作物 产，当成千上万的棉纺织 业产品流 市场，将会有多少中国 不再穿的破破烂烂、 不蔽体······

可惜 这 切都只是想象 ，已经老态龙钟的乾隆帝坐在太上皇的椅 上，闭 默诵 域密咒，天雷勾地 ，嘛哩嘛哩哄，希望能咒死 莲教起义的 领。

坐在乾隆帝旁边的嘉庆皇帝 脸懵逼。

参考资料：

1、曹树基、陈意新《 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 —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历史 研究，2002年

2、丁光玲《清朝前期的 增 与 压 (1644〜1820) 》，复兴岗学报，1993年

3、骆毅《清朝 数字的再估算》，经济科学，1999年

4、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6年

5、侯杨 《盛世·康乾》，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6、韩毅《美国 业现代化的 历史 进程》，2007年

7、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

8、吴敌《清代 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 华师范 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

1996年

9、何炳棣 : 《1368 —1953 年中国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可持续发展农业有哪些事例

引用了一个别人的文章,您看看,我觉得会有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稻田养鱼为例
徐旺生
一、环境问题由来已久
　　20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也成为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了以石油武装起来的,以机械化、化学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迅速获得巨大的效益.尽管因为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了因为迅速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却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单一化和种质资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农药不仅污染土壤环境和作物,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而产生的合成物质,地球难以自净,土壤难以消化,特别是它超过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复阈值,使得污染无处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污染问题,但是无法预见它们在长期大规模推广以后,将会带来那些负作用?DDT残留的为害是普遍使用数十年后才发现,停止生产和使用几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可持续问题尤其需要人们给予关注.
　　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人卡逊陈述了一个可怕现实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虽然卡逊指出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农业应该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后的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论断.
　　更早的是在美国,19世纪初由于严重的地力衰退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寻找解决办法.自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独立后的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劳动力的匮乏和土地无限富裕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粗放经营.农民一味地耕种和收获,认为可开垦的土壤无边无际,不关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人们不愿施肥,因为买一英亩新地比为一英亩土地施肥还要便宜”.
　　然而该书的出版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环境问题.美国到1933年至少有5000万英亩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万英亩因侵蚀而地力倍减.1934年一次灾难性的黑风暴圈走了3亿吨的土壤,使（小麦）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1935年大尘暴卷土而来,此后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
　　20世纪美国情况确实不好.但是在中国,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环境问题.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其中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过密的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区,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
（二）生态脆弱型
　　在环境依赖型的背后,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生态脆弱.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
　　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东南一带也出现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时期为了 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
　　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由于圩田在宋元时期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自宋代开始即有救灾著述问世,明清时期更多.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稻作的发展,相对于旱地的麦作和粟作,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生态恢复能力很强.所以稻作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的进步,并延续至今,它的高产养活了东南一带稠密的人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撑了中华帝国文明后期的发展.
　　在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其二是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种植水稻,中国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将会是何种情形.
　　环境破坏是农业历史的主流,然而在人类破坏的主旋律之外,还有一些回旋,延缓主流的破坏程度,那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应对,从节约土地,保护生态的角度,有许多措施被发明和运用,其中著名的就有北方的间作套种,南方的“稻田养鱼”和“桑基鱼塘”.这些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些措施,解决了土地不足的矛盾,缓解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
（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
　　关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代以来的“间作”“套种”
　　单一种植结构,局部地区的人口过剩,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土地在所必然.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轮作复种,《管子 · 治国》有“四种五获”.《荀子 · 富国》上记有“一岁再获之.”这些在中国农学史上被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创举.西汉时期稻麦一年二熟已经出现,间作套种也开始萌芽..
　　2、明代的“养鸭治蝗”
　　“养鸭治蝗”类似于“稻田养鱼”,初见于明代.明代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发明养鸭治虫的经过.陈经纶曾经从菲律宾的吕宋岛,把甘薯引种到福建进行试种,以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又积极致力于在各地推广甘薯种植,甘薯成为普通大众的食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经纶和他们一家,由于甘薯较广的适应性,缓解了当时东南一带乃至全国很多地区食物缺乏的危机.据学者研究,养鸭治蝗是陈经纶在推广甘薯种植的过程中发明的.后来,这种方法果然成为江南地区治蝗的重要办法之一,不少的治蝗专书中也都提到了这种治蝗办法.
　　3、清代“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它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独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在珠江三角洲的养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据《高明县志》（1894年）载：“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也就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患,收到了“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节的废物成为后一环节的营养物（如蚕屎饲鱼）,实现了综合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很好地缓和人地紧张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些措施的发明,既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经验科学领先于世界的继续,同时也是环境恶化后的一种有效应对.
　　4、西汉的“饭稻羹鱼”、东汉以来“稻田养鱼”稻鱼共生及稻鱼鸭共生
　　“稻田养鱼”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套种”,也就是稻和鱼的套种和套养,它也是江南地区因为人地关系紧张而节约土地的新发明.“稻田养鱼”可以远溯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楚越之地的“饭稻羹鱼”传统,向安强对有学者根据东汉的考古发现和魏武《四时食制》一书中有鱼“出稻田”,而认定东汉开始出现“稻田养鱼”的观点提出质疑.但是我们认为,东南一带延续越人的“饭稻羹鱼”传统完全有可能,只是没有相应的文献佐证而已.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正如游修龄所言,古代的山越在山区种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间的流水和自然降雨获得保证,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择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来,最后成为今天著名的“瓯江彩鲤.”“稻田养鱼”的存在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即良好的民风,如果养于稻田的鱼在主人没有收获之前,就有人偷走,那这种传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佳.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
　　“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稻田养鱼的生态好处多多,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可能是文化或者其它方面原因,大米从来都没有在欧洲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它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
　　但是在中国,水稻则被视为细粮,至少不比小麦地位低其贡献无法计算的.水稻自大约一万年前被驯化种植以后,就是东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农业必定破坏环境的定律,因为种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说,它支撑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撑了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是因为水稻,这一唯一的高产的水生粮食作物,并利用了低湿地,才会使中华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时代继续,不像有些文明那样因为生态的原因而中断.试想一下,如果东方的中国,没有种植水稻,情况会如何呢?小麦只能种植于旱地,小米的产量远不如大米,它们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国人,玉米、土豆、马铃薯只是明清时期才从美洲引进,但都无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产量高,还能够保持水土,支撑中华文明后期发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给中国人赐以水稻,高产的水稻支撑了庞大的人口,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全部.
　　利用水稻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贡献,而在稻田中养鱼,形成稻鱼共生系统,则是将稻作文明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地.稻鱼共生,既收获了高产的水稻；同时也收获了高品质的动物蛋白质,弥补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单一种植业结构所形成的素食食物结构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立体 “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6、“稻田养鱼”及“稻田养鸭”及其现代意义
　　稻作农业尽管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并不存在加剧的作用,稻作,即使是梯田,也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南方水田的开垦只是占住了洪水来临时的几何空间,使其无法渲泻洪水,造成水害.在化肥与农药没有大量使用时,它也不会造成水的污染.但是,在今天由于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稻田生态系统被破坏,干旱地区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只是长期驻留其中,而在稻田水生环境下,则大量向河流中渗流,对整个环境造成大的污染,破坏性极大.
　　关于稻田养鱼与养鸭的生态效果,学者们做过较多的研究.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害的控制效果及机理,病害导致全世界9．9％的水稻产量损失.纹枯病(Thanatephprus cucumeris)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一.研究表明,稻田物种多样性增加可明显控制纹枯病的发生.肖筱成等报道稻田养鱼系统中,鱼类食用水田中的纹枯病菌核和菌丝,从而减少了病菌浸染来源；同时纹枯病多从水稻基部叶鞘开始发病,鱼类争食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可及时清除病源,延缓病情的扩展；而鱼在田间窜行活动,不但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气状况,而且可增加水体的溶氧,促进稻株的根茎生长,增加抗病能力,养鱼田纹枯病病情指数比未养鱼田平均少1．87.稻田养鸭系统对纹枯病的发生也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刘小燕等报道,稻鸭复合系统中养鸭对纹枯病也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鸭子可以啄食部分菌核,减少菌源；鸭子的跑动啄食可使大部分萌发的菌丝受到创伤,从而失去浸染能力；对已感病的植株,鸭子还能啄食禾苗下部入水的病叶,阻碍病情的蔓延.另外,鸭子还具有除草、清理病残叶片以及减少无效分蘖的功能,增加了田间的通风透光,降低了田间湿度,使纹枯病菌丝无法正常生长,从而减轻纹枯病的发生与危害．与非放鸭试验区相比,在中稻田和晚稻田中,放鸭区的病株率分别降低了27．29％ (中稻)和8．21％(晚稻) .王成豹等 、杨治平等和章家恩等的研究也表明,稻田养鸭可延缓水稻纹枯病的发展,对病情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纹枯病的发病程度减轻了50．0％左右．当然,也有不同的试验结果,禹盛苗等研究认为,稻田养鸭对纹枯病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水稻分蘖高峰期和齐穗期,此两个时期稻鸭试验区的纹枯病发病率比不养鸭区分别降低了67．1％ 和52．5％.而从水稻的整个生育期看,稻田养鸭纹枯病平均丛发病率比不养鸭高,其原因可能是鸭子的活动损伤了植株的茎叶,使纹枯病菌丝更易侵染植株；另一方面,鸭子还可能成为菌丝的载体,将菌丝带到不同的地方,使稻丛发病率升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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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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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陈意新译,《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王 寒、唐建军、谢 坚、陈 欣：《稻田生态系统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害的控制》,《应用生态学报》,2007年5月 第18卷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
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何炳棣的介绍

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何炳棣先生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明朝人口最多多少人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的人口在明太祖时期约6054万人，之后会少一点，到了万历年间约6069万。所以根据《明史》记载，明朝的人口不超过7000万，由于当时外来物种红薯等的引进，所以人口是可以达到这么多的。当然了很多学者觉得这个人口数量不准确，太少了，也是估计计算人口肯定都是有误差的。
所以现代的一些国内人学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推测出明朝人口的具体情况吧。
赵文：1亿左右。
王育民;1.3亿至1.5亿之间。
安格斯·麦迪森：1.6亿左右。
何炳棣：1.5亿左右。
曹树基：1.92亿左右。
葛剑雄;1.97亿左右。
明朝人口最多的时候实际有多少人？
都是明朝巅峰时期的人数，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多的，但是这些也都只是一个怀疑数据了，毕竟《明史》说得也不准确，有很多的猜测也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了。
而且对于当时的大明，后人更多的也只能是猜测了，但不可否认明朝巅峰时期的实力和人口都是整个世界的巅峰。

洛阳伽蓝记的文献价值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在《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

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据书中自言，作者在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年－529年）曾官奉朝请，见帝都洛邑极盛时。时隔二纪，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

洛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于此，直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尤其是孝文汉化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477－499）末，下至永熙（532－534），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一千三百余所。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师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516－534)）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

《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534年）后，杨炫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至于缀拾旧闻掌故，详述京城地理，正《魏书》之曲笔，补史志之阙失，于历史地理研究亦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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