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介绍？赵之谦是什么朝代的书法家赵之谦生平简介_手札_光绪_仆妇

本文目录

• 赵之谦的介绍
• 赵之谦是什么朝代的书法家赵之谦生平简介
• 书法家赵之谦在书法上有何造诣
• 赵之谦晚期手札书风异变考察——从一通手札系年谈起
• 赵之谦的书法有着怎样的创作经历和特点
• 赵之谦篆书特点
• 赵之谦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 赵之谦是哪个朝代的人

赵之谦的介绍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 －1884年11月18日），汉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与吴昌硕、厉良玉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李志敏评价：“赵之谦学北碑自成一体。”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参加过三次会试，皆未中。四十四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

赵之谦是什么朝代的书法家赵之谦生平简介

赵之谦是清朝后期著名书画家以及篆刻家。赵之谦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想法和作品都对近代写意花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之谦善于模仿学习，同时还能吸取同时代各派作品的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才能自成一派。在篆刻领域，赵之谦也有着很大的成就，并且很多大师都从赵之谦的身上受惠良多。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赵之谦这个人物，想了解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赵之谦是个大才，就是活的岁数太小了。”书法家孙伯翔先生如此感叹。赵之谦终年55岁。若天假以年，让他活到80岁，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已然架构起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

赵之谦是晚清的一位艺术天才、奇才和全才。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汉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赵之谦少年时家学渊源，藏书丰厚，天资又高，悟性极强。两岁能把笔作字，六岁学汉学，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七年。十七岁起师从金石学家沈复粲十年。因此说，赵之谦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

尚未步入社会的赵之谦开始变得命运多舛。父亲因哮喘病终年卧床。十四岁，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撒手人寰。十五岁，其兄为仇诬以讼破家。十九岁的赵之谦成家后为谋生计，开馆授徒。不出数年，妻病危，父去世，乡试甚贫不能赴。接着战事频发，举家外迁，颠沛流离。

三十四岁两女夭折，妻病殁，居室遭焚。此后，三上京城，四试不第。最后得友人资助，以捐官补缺分发江西，主修《江西通志》五年，后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所去之地条件恶劣，苦不堪言。

在江西任上，赵之谦务实笃行，恪尽职守，能力才华尽显，却常遭人诬陷嫉妒，正直清廉的赵之谦与昏天黑地的清朝官场格格不入。加之厄运不断，病体在身，窘迫不堪的赵之谦已经精疲力竭。赴奉新未接印，家中出命案;赴南城未满一年，家中无人不病，随着继室病故，一代艺术巨匠赵之谦走完了他五十六岁的人生，病逝于南城官舍。

赵之谦的性格是倔强不羁的，年纪轻轻便展现了他卓尔不群、不合时俗的为学从艺思想。三十四岁前后成书的《章安杂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有关书法、绘画、碑碣、诗文等方面的思想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俗绝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在一方白文印刻款云：“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同月，为小谷作行书五言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可见，赵之谦对于“俗”是时刻警醒的，这为他此后书画篆刻上的特立独行和创新求变埋下了重要伏笔。不俗也成为他收弟子的标准。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致魏家孙函介绍他的弟子钱生，“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

在书画印的学习上，赵之谦眼界颇高，临摹重意不重形，由此常感叹非世眼所合，知音难觅。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题牡丹款云：“田水月后，吾谁与语。”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月坡画题款云：“非姚复庄，吾谁与语。”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为魏家孙作花卉图册题句：“天下奇树谁能识，尝遍酸甜体乃涩。”他在三十六岁前后致友人函云：“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赵之谦的艺术之心是孤寂苦涩的。

赵之谦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后逐渐信佛，于道家、八股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作《效苦瓜和尚作花卉》四屏并题诗：“富贵非吾愿，神仙吾友于。”

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五岁的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云：“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曾致友人函云：“弟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34岁)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天若假我以年，笔墨以外，更要潜心著述，完我夙愿。”从中可窥见他的初心并不在官。然而，和众多封建文人一样，抱着不负国辱亲的思想，他只能去追求仕途，希冀“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

赵之谦一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孝敬父母，忠爱家人，对朋友弟子情深义厚，关怀备至。从一些诗作、题款和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戏谑、嬉笑、怒骂皆不拘行迹，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

“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赵之谦才华横溢，经史子集、金石词章、诗书画印均有卓越成就，是晚清少有的一位杰出文人、一流学者和书画篆刻巨匠。赵之谦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幸的;赵之谦又是有幸的。

他去世后，其书画印作品被大量出版收藏乃至流入东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他的创变思想、探索精神和独特书风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有益启示。

书法家赵之谦在书法上有何造诣

赵之谦怀才负奇，博通古今，为晚清杰出的篆刻家、书画家。篆刻学浙、皖二派，兼取古钱币、汉镜、权诏、器铭文入印，风格古劲浑厚，闲静遵丽。绘画善写实、写意相结合，所作花卉木石，宽博淳厚、水墨交融；笔下人物则清新冷隽，堪与罗聘相比肩。

在书法上，赵之谦的行、楷早年主要师法颜鲁公，在接受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观点后，开始注重对北魏、六朝造像的研究和师法，并、全力地贯彻包氏的碑学主张。一方面，虽用羊毫，却力求“万毫齐力”于锋中，故而笔柔而劲实；另一方面，融隶书笔法于魏碑，处处“逆入平出”，圆转而深厚。通过对《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石门铭》、《龙门二十品》、《瘗鹤铭》等魏碑反复临习后，赵之谦从中挑出诸如《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等龙门造像题记，挹其点画方刻峻削及笔画转折处翻笔截搭等特征，加以强化，形成自家面貌。与同时代碑学大家多致力于柔毫表达刀砍斧凿之意相比，赵之谦对北碑的理解，则首重笔意，所以他的书法能做到圆通婉转、化刚为柔，巍然出于诸家之上。

赵之谦的篆、隶书，早年效法邓皖白，后将北碑的用笔引入其中，几经陶铸，终而自出己意。其篆书，用笔多以欹侧取势，结字让头舒脚，仪态百变，妩媚多姿；隶书则在谨守邓氏法规的同时，又深得汉《刘熊碑》、《封龙山颂》等碑之妙用，在用笔上强调起笔的顿转和收笔的波挑，加之用墨浓重，尤显清健峻拔又不失灵动沉厚。有《符瑞志四条屏》、《急就章轴》、《抱朴子内篇轶文》等作品传世。

赵之谦晚期手札书风异变考察——从一通手札系年谈起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嘉惠中学
陈国明
【摘要】古人手札罕署年份，无意中为后世研习者设置了一道坎，容易导致系年错讹，从而造成对书家本人及其书风的研判失误，留下缺憾。本文就赵之谦晚年一通手札的系年进行考辨，并对相关手札进行重新梳理，明确“仆妇自缢案”的结案时间，力图还原影响赵之谦晚年心境和健康的重大事件，进而探讨该事件与其书风异变的关系。
【关键词】手札 系年 功服 仆妇案 书风

赵之谦壮岁宦游江右，初为《江西通志》所困，后混迹俗吏，陷入借钱谋缺、做官还钱的泥沼，泥足深陷，欲罢不能。其早岁有诗云“行行复不行，长为钱神使”，孰料一语成谶。官场碌碌，俗务缠身，其以“为六百年来橅印家立一门户”自许的篆刻放下了，戛戛独造的书画创作也大大消歇了。让我辈略感欣幸者，乃在赵之谦为后世留下为数不少之手札，从而得窥其内心之真世界，领略其别具一格的“稿书”风貌。

由于古人手札多为便足寄呈，因此落款日期罕署年份，距离略近者甚或只署某日，这在当事者确乎不成问题，却无意中为后世研习者设置了一道坎，往往导致系年错讹，有乖史实，背离真相，从而造成对书家本人及其书风的研判失误，留下缺憾。关于赵之谦手札系年，自然也有这样的问题。下面就赵之谦晚年一通手札的系年进行考辨，并对相关手札进行重新梳理，明确“仆妇自缢案”的结案时间，力图还原影响赵之谦晚年心境和健康的重大事件，进而探讨该事件与其书风异变的关系。

一、“功”之一字细思量

“梅圃大哥大人赐览：寄来两信并古玉烟壶又西垞信均到。……谨寄上西市平纹壹百两为兄应用，又伍拾两祈换英洋，以四十元寄子安侄为其嫁妹来借之款。……弟现因拜年上省，终日无闲空……西垞信中所言直是谬妄，伊实缺官十余年，一日闲住，便怨天恨地，又欲弟不知寄多少银方如其意，甚不可解。……弟功之谦顿首。正月初八日三鼓”（下文简称”致舒札”，见图片一）
这通手札，邹涛《赵之谦年谱》定为五十一岁，台湾艺术大学林进忠教授在其《《悲庵手札》研究》中亦定为五十一岁。当误。
至于为何定为五十一岁，邹涛限于年谱体例，未做考辨说明。林教授治学严谨，《《悲庵手札》研究》中的系年大多考证严密，确然无疑。但智者千虑，偶有一失，后学者补苴罅漏，亦是责无旁贷。之所以能有所发现，实亦得力于林教授如下之方法论：

未纪年作品的创作概期推定，必须以有纪年作品呈现的事实为本体，结合其论著、诗文、尺牍、手札及其他相关史料综合参酌，主要推定创作概期所依据的重点项目，有作品内容的人事背景，字号别署、钤印用例时期、署名类型、款文书风、作品风格、现存样式、尺寸等，基本上必须全部项目都能符合所推定概期的要件，才能成立。如果得缘获見原件，加上装裱保存情况、印泥钤影、纸质与笔墨神彩等将更完备。

在服膺于林教授的方法论之余，又参考了现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

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认为：互文性是读者阅读和感知的主要模式，读者在阅读或阐释文本时通常必须汇集一个以上的互文本来加以审视，采用传统文学与美学研究中排除在外的文献和方法，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

上述两者一重细节考据，一重文本互参，笔者奉为圭臬，拳拳服膺。拙文即受益于此两者的交相为用。

关于“致舒札”之系年，林教授给出的理由是：

“信中说‘弟现因拜年上省’故知是时人在南昌，己卯年正月时正轮委权鄱阳，生活经济略可，惟因洪水为患赈抚饥民公务繁琐，而家族亲友大小事仍需接济。”

单就“致舒札”而言，林教授恰恰违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方法论，失之于草率。所谓的“弟现因拜年上省”，固可知是在县官任上，但赵之谦先后权鄱阳（五十岁夏至五十一岁十月）、奉新（五十三岁七月至五十四岁七月）、南城（五十五岁冬至病逝），何以断定是在鄱阳任上，而非奉新，抑或南城？林教授给出的与其说是理由，毋宁说是想当然耳。

细审此札，林教授遗漏了颇多信息：一是落款的“弟功之谦顿首”之“功”字，二是“又伍拾两祈换英洋，以四十元寄子安侄为其嫁妹来借之款”一语，三是王西垞催债之信。

古人“居父母丧致人书，具名上旁须添写棘人，……他如期服具名上旁添写期字，功服写一功字，缌麻写一缌字。”可知此札“功之谦”之“功”字为功服无疑。“功服”又分为大功服、小功服。大功服期限为九个月，是男子为出嫁的姊妹和姑母，为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姊妹之丧所服；小功服期限为五个月，是男子为伯叔祖父，伯叔祖母，堂伯叔，堂伯叔母，从祖昆弟，堂姊妹，外祖父母之丧所服。

欲定“致舒札”写作时间，则此“功”当考究——殁者何人，与赵之谦是何关系，是大功服，还是小功服？

单就“致舒札”而言，此题似乎无解。因此上文所引的“互文性”理论派上用场了。查阅悲庵家书，有了如下发现：

月侄知照：我正月间有英洋四十元交方六叔寄杭州由舒大伯寄来，想可收到……阿忠不来亦可，现在托陶士贵先将灵柩搬回，到日汝等协同办理为要。……阿常公子身段，若再不知悔悟，将来亦非了局。……我今年夏秋之间必须卸事，……二月廿一日叔字（下文简为“家书一”，见图片二）
这通家书写作时间是二月廿一日，札中所言“我正月间有英洋四十元交方六叔寄杭州由舒大伯寄来”，与上文“致舒札”之“又伍拾两祈换英洋，以四十元寄子安侄为其嫁妹来借之款”一语可以确认同属一事。此通家书的受书人“月侄”即“致舒札”之“子安”； “舒大伯”即舒梅圃，赵之谦姻亲，赵之谦老家事多托其打理。“正月”对应“致舒札”之落款日期“正月初八”， 两札的钱数相同。由此可以断定，两札为同一年先后所书。结合“阿常公子身段，若再不知悔悟”和“我今年夏秋之间必须卸事”两语，符合条件的只有光绪八年（1882年），一是继子阿常在光绪七年因辱骂仆妇致其自缢案（详见下文），一是赵之谦几任县官卸任在夏秋之间者只有奉新（光绪八年七月）。
再参看下面这通家书：

“月侄即览：忠侄来署，接到各信具悉。六叔之病虽有转机，终未全退。我已于前月二十六日差人上省接回署中养病。……阿常于九月二十动身到扬州去矣，家小不敢带去。盖亦晓得本事虽大，究竟自做人家吃不落也。我自为伊闹案后直至本月初四日始一切了结（南昌县结案之文始到）。用去之钱均系借账，……阿忠又急欲回家收租，兹令伊寄上银拾肆两（合二十元）为六官作送嫁……愚叔手书 十月初八日”（行文简为“家书二”，见图片三）
“家书一”、“家书二”与“致舒札”合参，则殁者为谁，确切写作年份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事情始末看，“家书二” 的写作时间先于“家书一”。

由“家书二”可知殁者为赵之谦六弟，阿忠、阿月之六叔。起初是重病，赵之谦于九月二十六日差人上省接回署中养病，阿忠亦由老家赶来服侍。因病似有转机，阿忠“又急欲回家收租”，故并未滞留。阿忠回浙后不久，“六弟”病殁，与“家书一”的“阿忠不来亦可。现在托陶士贵先将灵柩搬回，到日汝等协同办理为要”正相吻合。“家书二”的写作时间是十月初八，而“致舒札”的写作时间是正月初八，彼时已署“功”字，则“六弟”当殁于十一月至次年正月间。

参阅赵之谦四十四岁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十七日致胡子继札有“弟此次携一子及六舍弟同行”一语，可见赵之谦对这个“六舍弟”关照有加，携其赴任，自是有栽培之意。且赵之谦五十一岁致王懿荣手札有“六舍弟及大侄儿均为之娶妇”之语，连娶媳妇都一手操办，则名为兄长实胜父母了。查《赵之谦年谱》可知，赵之谦只有一个亲兄弟，六舍弟并非同胞，但显然关系非同一般。

致方少庵札提到“六舍弟病，闻之万分焦灼。此人关系一房血脉，断断不可有不妥”，原来，赵之谦如此关照“六舍弟”在于其“关系一房血脉”。是哪一房呢？

赵之谦在《赵氏祖像记》提到 “（吾家）高祖生子二，长曾祖管侯公，次曾叔祖象衡公”，因此可以推知“六舍弟”与赵之谦同属管侯公一脉，当为赵之谦伯叔祖一辈之孙，与赵之谦为再从兄弟，孤根危绝。故其病逝赵服五个月的小功服，据赵手札推测当从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至光绪八年（1882）五月间。

理由是：

其一，见赵之谦致潘伯循手札：

……兄已奉调帘之信，周筱堂之泰山到任矣。……卸事大约在中元后，以七月初有广东主考过境，须赔三百金……兄之谦顿首，六月廿三日。

其二，见赵之谦致柳桥札：

……弟现奉调帘之信，因蒋老急谋到任，而其东床书来，弟亦落得走开。今明日当有确耗也，弟来奉一年……今年水患无处不然，敝县幸在高阜，前月（五月）二十三日水以入城……押一讼棍，惩两蠹书，民间肃然安静……惟苦七月初粤东主考差此一赔款必须应付耳……弟之谦。（六月）十七日

由两札中信息可知是在奉新县令任上即将卸任之时，两札落款均未见“功”字。可见此时已经除服。

至此，可以明确“致舒札”写于奉新任上，写作时间为光绪八年（1882），赵之谦五十四岁。而非邹涛、林进忠所定的光绪五年（1879）。“家书一”的写作时间是光绪八年二月廿一日，“家书二”则为光绪七年十月初八。

“致舒札”写在五十四岁的另一个佐证是《赵之谦尺牍》的致魏性之札，此札系回复好友魏稼孙之子魏性之的，魏稼孙卒于光绪七年（1881），札中有云“去冬得凌麈老书，已闻尊甫恶耗，犹以为未然也。正月接来函，读悉一一，悲感累日”语，可以确定此札写在光绪八年（1882），末款为“弟功之谦顿首  二月廿六日”。此处之“功服”恰恰符合上文推断的时间。

反过来讲，如“致舒札”确系赵之谦五十一岁正月所书，则殁者当非“六弟”，因为由上述赵之谦五十一岁十月间致王懿荣手札可知“六舍弟”当时显然健在。

再假设林进忠推断为真，则赵之谦致柳桥札：“……敝处积谷事弟不得已和盘托出，中坐大怒，即欲将可人严惩……正月二十日。（家叔处均此附请安，贺年喜）”。查积谷事发生在鄱阳任内，邹涛定为五十一岁，无误。此处落款未见“功”字样。此其一。

其二，致潘伯循札：札中“介孚已被劾”，（周介孚，鲁迅祖父），在光绪四年（1878）；“沈芸阁选太平知府”，在光绪五年（1879）；结合“中丞阅兵尚无定期”“兄之谦拜手。三月廿六日”，则当时赵之谦在鄱阳任上，可断定写作时间为五十一岁，落款亦未见“功”字样。如“致舒札”是五十一岁所书，则不该此署“功”而彼不署。古人极重礼仪，绝不致出此疏漏。

据此起码可以推断赵之谦五十一岁正月至三月间族中（五服）大小平安，因此“致舒札”的写作时间不可能是林进忠所断定的五十一岁。

再来捋捋“致舒札”中提到的王西垞催债之信。赵之谦在第三次春闱失意后，谋求捐纳一途，大量举债。王晋玉（号西垞）与赵之谦青年时期同为缪梓幕友，他先于赵之谦为官，颇有积蓄，应该借了不少钱给赵之谦。从“致舒札”可知，赵之谦在鄱阳、奉新任上还了不止一次，“又欲弟不知寄多少银方如其意”，满腹牢骚，则当是连本带利有点说不清了，对老友难免龃龉起来，“甚不可解”了。而王晋玉之所以急着催索钱款，实乃事出有因。经查嘉兴市档案史志资料，王晋玉于光绪五年（1879年）任嘉兴知县，旋去职；复于光绪八年（1882）回任。其写信给赵之谦催款的时间当在光绪八年正月之前，正处在纳赀捐复的紧要关头，年关之际亟需银钱打点之故。

二、仆妇案结发其覆

“致舒札”时间既定，“家书一”、“家书二”的时间亦明，则又可以纠正赵之谦研究专家邹涛、张小庄的关于赵之谦继子赵寿佺（阿常）所引起的“仆妇自缢案”的结案时间。两者均认定为光绪八年（1882）九月，赵之谦五十四岁，实误。当为光绪七年（1881）九月，赵五十三岁。

上文已经明确了“家书二”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七年（1881）十月初八，则札中的“阿常于九月二十动身到扬州去矣”及“我自为伊闹案后直至本月初四日始一切了结（南昌县结案之文始到）”，无疑都在该年，而非拖到次年才得以结案。

“仆妇自缢案”发于七月，十月结案，当属正常。若是一年结案则不可解，晚清吏治再坏谅亦不致此。且赵之谦非普通庶民，彼时到江右已达十年之久，混迹官场，颇得历任巡抚赏识。初到江西，时任巡抚刘坤一“相待之好，从来未有，屡次劝令买妾，关切之至。并云若因无钱，不妨告我”，可谓关怀备至；“刘忠诚去江右后，刘公仲良、李公捷峰规随相继，待撝叔一如忠诚”，“仆妇自缢案”发时，主政江西的是李文敏（号捷峰），对待赵之谦也像刘坤一那样礼遇有加。知交故旧又多，浙江老乡在江右为官为幕的见于赵之谦手札就多达一二十人。官官相护乃旧时官场常态，辱骂致人自杀案并非大案要案，案情又非繁难，赵之谦一方作为被告又认罚认赔。何况清代刑部为免讼累，对于讼案都有时间限定，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结案，则县官要受降级或罚俸处分，亦决不至于审结要达一年之久。这一点在赵之谦致友人手札中可以证实：

“弟此次到任运气坏极，甫进公馆即有一仆妇缢死。幸决计禀办，请前任相验（时尚未接印），然已大费周折。现虽无讼，而吃亏不小矣。此由平日不禁子弟，以致暴横威逼遂启祸端。”

这里的“请前任相验”之“前任”即张鸣珂，赵之谦浙江老乡兼江西通志局同事，私交甚笃。而且赵之谦明确指出“无讼”，显系安抚工作到位，事主家属认同官府的处置结果。

    再看赵之谦致洪雨楼札：

“……弟今年五十三，此子入继时年十一，东奔西走随侍近二十年，可谓以身教，乃大反吾道……废寝忘餐，职事之故，否则岂不知即成巨案，亦科不到大罪。何必作小丈夫之悻悻哉！现在案已禀请提讯，讯结后无事则即令前赴两淮，挈眷以去，免致署中时惊伯有。弟能敷衍过年，旧债偿毕亦决然舍去，省人指点。”（简为“致洪札”，见图片四）
此札向老友大吐苦水，言及自己时年五十三岁，把继子阿常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近二十年，孰料此子大反其道，以致惹下大祸，甚是痛心疾首。札中也提到案件已将提讯，如能结案即将阿常遣去两淮，颇有眼不见为净之意。并言及过年亦有引退之想。
那么案件能否在当年顺利结案呢，接着看致董觉轩札：

手书拜悉。弟愧恨交加，至今为梗。蒙诸君善言劝解，岂不知感。其中有不能不恨者已作书告雨楼诸君。……遭此一劫，无可复说，现在送钱六百余串。尤赖乂老一人力为设法，始免意外之繁扰，否则至今日不清楚也。……但愿天不杀我，暂免第二场。送其出门，即置不问。非弟火气太大也。弟一生能急人之急，又先急一门内之急。而成此一局，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矣。此次放出去，亦未必即知戒惧可免奇祸，故当令挈眷以行，听其所之而休焉。……六舍弟已病，病且重，不知如何，实一件大心事又起矣。现住何达翁处。”（简为“致董札”）

参看致方少庵札：

“……此事总赖诸公大力为弟檫净臭矢，然亦不得了矣。晏姓人等及各件一律于今晨动身并衣冠来谢。弟有此逆子，无颜见之，惟赏给其孤子钱文及盘费而已，计算用去六百五十千内外。前生冤孽，欠赵氏众人债项又了一票矣。六舍弟病，闻之万分焦灼。此人关系一房血脉，断断不可有不妥”（简为“致方札”）

从“致董札”中的“已作书告雨楼诸君”可知写于上述“致洪札”之后，两札中均提到“六舍弟病”，由上文可知时在五十三岁。“致董札”曰“现在送钱六百余串”，“致方札”曰“计算用去六百五十千内外”， 显然同属一事，是补偿给自缢仆妇家人所用之钱。则案已审结无疑，因此赵之谦对出力诸公大为感激，尤其感谢“乂老”（字乂臣），以其出力最大之故。

综上所述，赵之谦继子阿常所惹的“仆妇自缢案”结案时间在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赵之谦五十三岁，已是确然无疑。

三、书风异变堪洒泪

有清中叶以前之书法，几乎为《淳化阁帖》、赵孟頫、董其昌所笼罩，学书者罕能逸出帖学之藩篱。自邓完白、包慎伯俩先生出，重碑抑帖，碑学渐趋昌明。然能融帖入碑，水乳交融者，非赵之谦莫属。其深自推许之“稿书”，尤为出色当行。

赵之谦晚年的书画艺事活动虽近停滞状态，但其浸润到血液的金石学养，胸次间愤恨不平之气，发摅于简札，造就了其稿书有种以纸为石以笔为刀的剥蚀感，方折感，折射出栖迟下位，志不得伸的困境。

晚年（五十岁后）赵之谦铅华褪尽，风霜历遍，病痛缠身，厕身江西官场，“与狗彘争食”，其内心之挣扎之苦闷可想而知。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赵之谦晚年手札观之，若合符契——沧桑、倔强、沉郁，独标风骨，翰逸神飞，个人遭际渗入毫颖，磊砢之气漾乎楮墨。诚可谓超越侪辈，凌轹古人，无怪乎爱之者珍如拱璧。

近人冯开说赵之谦手札“凋疏跌宕，弥复有晋人散髻斜簪意度”，洵为至论。观其五十一岁致王懿荣札实有“凋疏跌宕”之致（见图片七）。此时在鄱阳任上已失一年有余，清欠积逋，续室得二子，为继子阿常毕姻，生一女孙，可说是到江右后最为难得的顺遂之时。书写时从容自适，安步徐徐，虽有不平之气，尚能涵容处之，堪称赵之谦手札中典型的心手双畅之作。
到五十三岁，继子阿常所引发的“仆妇自缢案”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致洪、董、方诸人之手札变得跌宕放逸，无复此前的从容，可说是一次异变，其中尤以“致洪札”为代表。真可说是科头跣足，不衫不履，其郁积之愤懑苦恼，若决堤之江河，脱缰之野马，又如迷宫之困兽，左冲右突，纯以神行，提按顿挫，不计工拙，却又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彼时疾病缠身，逆子不肖，真有“问人生到此凄凉否”之慨。情绪激荡难于自抑，书写速度明显快于往时，枯笔增多，搭锋牵丝亦明显多于他札，字形亦更见欹侧，整通手札更具张力，观之几欲洒泪。
“仆妇自缢案”结案后，愤愤不平之气渐趋平复，手札书写张弛有度，不复有“仆妇案”期间手札那种剑拔弩张之感。详观“致舒札”与“家书一”，在笔调、结字、书写速度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风格介于五十一岁的致王懿荣札和五十三岁的仆妇案期间手札之间，行文之初都是理智控制下结体扁方的行书，写到后面速度渐渐加快，行中带草，字势跟着拉长，枯笔亦随之增多，可以见出平复的情绪中尚留余愤。此亦是“致舒札”非五十一岁书的又一有力佐证。
本文刊于《中国书法.书学》杂志二O一七年第六期
 

赵之谦的书法有着怎样的创作经历和特点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铁三、冷君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不仅是一位书、画、印全能的艺术大师，而且书法亦兼工四体，尤以北魏书的成就最引人注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他学书之初由颜真卿入门，后来又受到包世臣的理论指导，遂皈依碑学，于北魏、六朝造像下了很深的工夫。这样，他的书法由平画宽结的颜字，变革为斜画紧结的北魏书体，清劲拔俗，巍然出于诸家之上。赵之谦的篆刻并不那么遒逸姿媚、沉郁灿烂，而是呈现一种清新典雅又浑厚传神的风格。

在用墨效果的追求方面，不仅表现为用笔的流畅与多变，还表现为笔与笔相平行处因自然剥落联为一体所天然形成的色调与点线面对比。

赵之谦学习北碑重在领悟其笔意，而不强求刀痕的效果，所以写得圆通婉转，能化刚为柔。其特点是“颜底魏面”、“魏七颜三”，用笔方中带圆，结字峻宕洞达，相比于北碑，缺少的是古拙之气，似有轻滑之弊。因此，康有为认为：“捞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伪叔之罪也。”其实，这样的评价并非公允，用毛笔在纸张上挥写，终将不同于用刀锤在石壁上敲凿，工具不同，材料不同，所形成的线条美感也自不同，重要的是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所运用的固有工具和材料的功能特点，发挥其所长，避免其所短。硬要用毛笔去仿效石刻的效果，扬短避长，虽能出奇制胜，但并不能更好地推广。赵之谦的北魏书则体现了毛笔书写的特点，为更广泛的学碑者所接受。赵之谦的篆隶名满天下。他的篆隶受邓石如的影响，但又和邓石如有不同的艺术风格，用笔有强烈的个性，篆隶点画起笔外，其横画通常顺势直下，而竖画又向左侧取势，作篆隶掺以北魏书笔意，不追求逆笔，故显得轻松活泼，他不追求顽伯的厚重，风格因之而立。其隶从《刘熊》、《封龙山》、《武荣》、《三公山》诸碑出，其书黑多白少，虚实相生，燕尾处挑笔，重按而侧锋横刷，一波三折，节奏自具。赵之谦的行草也别具一格。“草贵流而畅”，以北魏体势作草书，很容易写得愣头愣脑，造作呆板，伪叔的行草却能规避其弊，真是化机之手，令人叹服。何绍基的行草是“魏三颜七”，赵之谦则“魏七颜三”，赵之谦的行草比北魏书更易窥见颜字端倪。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五言联》，书风雄健，折笔方阔，墨气温润，尚保留有颜鲁公楷法遗意，但其潇洒流畅之势，已具邓石如书韵。谓其为邓派之三变，信不虚言。

赵之谦篆书特点

赵之谦篆书特点如下：

1、时间性，书写性更强。

在收笔之处，尤其是横画的收笔之处，将略带意味的波挑笔画缓缓送出。而邓、吴两家都是将起收笔与线条中段含蓄地融合在一起，与之相比，赵之谦的篆书至少在笔法上时间性更强，也更具有书写性。就结构而言，邓石如、吴让之都服从于结构平衡对称、端庄停匀的原则，笔画的起承转合大致与结构的准则看齐。

2、有豪阔雄健之壮汉之意。

赵之谦其单字的偏旁、部首经常有着上下左右的错动。其书作中经常出现的横向波挑意味的笔画，横向之势更为明显。而尽力舒展排满的弧线，使之更具体格健旺的特点。如果说邓石如篆书如玉树临风之少年，吴让之篆书如婉转婀娜之少女，那么赵之谦篆书则更接近豪阔雄健之壮汉。

3、赵之谦书法隶楷皆善，具有两种笔法。

赵之谦作品中还有隶楷结合的类型，也就是既有隶楷两种笔法，也有这两种书体的体势。隶楷结合，或者说呈现隶楷两种书体特征的书法作品在书法史上不乏先例。魏晋南北朝因为是多种书体流变的过渡期和成熟期，两种或多种书体杂糅的现象比较多见。

赵之谦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伪叔，号悲盦、无闷，冷君等，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

赵之谦怀才负奇，博通古今，为晚清杰出的篆刻家、书画家。篆刻学浙、皖二派，兼取古钱币、汉镜、权诏、器铭文入印，风格古劲浑厚，闲静遵丽。绘画善写实、写意相结合，所作花卉木石，宽博淳厚、水墨交融；笔下人物则清新冷隽，堪与罗聘相比肩。

赵之谦是哪个朝代的人

　　赵之谦，清晚期着名书法家。早年师法颜鲁公，旁及何子贞，笔力雄强，结体宽博，二十多岁时便打下了坚实的颜体及行书基础。之后，他于《龙门二十品》、《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瘗鹤铭》等造像、碑刻、摩崖无所不习，深得北碑三昧。他写北碑与何子贞、张廉卿等家不同，子贞虽于北碑受益匪浅，但其行书仍以颜体占主要成分，廉卿北碑功力虽深，却未免失于刻板。下面是赵之谦是哪个朝代的人，欢迎参考阅读！

　　撝叔则熔魏体、行书于一炉，既保留了用笔方中有圆、圆中寓方，结字茂密洞达、雄强跌宕之魏体主要特征，又赋予其灵动多姿、刚柔相济之新生命，使人前所未见、耳目一新。《书法》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所发行书四条屏，可视为其魏体行书之代表(附图略)。统而观之，其北魏书风显而易见，毋庸多言，熟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造像、碑刻者，不难辨出其渊源所在。然细而察之，却不尽然：起笔以方为主，方中有变(“云”起笔方，“诀”方中有变);运笔中锋为主，正中有侧(“坡”中锋，“东”正中有侧);转折时方时圆，时折时转(“湖”方，“坡”圆转);落笔或顿或提，或放或收(“文”捺顿，“之”捺提，“乎”钩放，“寻”钩收)。此等并未受魏碑用笔谨严的束缚。大小章法之处理更是解放了思想：结字或方或圆(“有”方，“也”圆);或长或扁(前“叶”长，“叶”扁);或大或小(“授”大，“东”小);或疏或密(“萌”疏，“耳”密);或正或倚“叶”倚，后“叶”正);墨色或浓或淡(“昔”浓，“寸”淡);或干“节”干，“州”湿);全幅虽系行书，尚偶杂以草字(“坡”、“蛇”等是)``````总之，笔墨技巧、结字布局皆远远超出了一般魏碑之规矩，且把书法中种种矛盾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及完美的统一，使整体效果更臻佳妙。其后，西泠印社出版的《吴让之印存》，前有悲庵题记(均初本)，开始近于魏楷，愈后行草成分愈多，却又始终不失魏碑之基调，可谓洒落自在，妙趣天成。

　　 赵之谦（1829-1884）-纨扇书画四条屏

　　北京匡时2013春拍首次推出“澄道”-中国书画夜场拍卖。赵之谦代表作《纨扇书画四条屏》为夜场中的明星拍品之一，另一件荣宝斋旧藏赵之谦《岁朝清供》，也极为难得，共同诠释了匡石与金石大家的殊胜因缘。

　　作为清末著名的“全能冠军”，赵之谦直接影响吴昌硕、齐白石等人。赵之谦一生艺术才华出众，却不以艺术家为己任，又加之其极端自爱的个性，使得 他对作品要求极严，全无粗制，其书画篆刻创作并不多，流传下来更是极少。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所藏的近百件赵之谦书画作品，在1945年美军的东京大空 袭中化为灰烬，又使得本来就存世不多的作品，更减去百件，以至后人出重金也很难求得。

　　关于赵之谦《纨扇书画四条屏》，著名旅日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年谱》主编邹涛盛赞“此类赵之谦纨扇屏仅此一件，极其难得而可贵”。在《年 谱》时，邹涛寻遍相关有限资料，书画纨扇只见几十幅而已，且部分在博物馆，部分已经确知被毁。因此，从数量上说，八幅纨扇所占赵之谦可流传的纨扇作品比例 极高，可证其珍罕。

　　《纨扇书画四条屏》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七岁、五十一岁和五十五岁所创作，书法四帧分别为三十六岁创作的隶书、魏碑临书，三十七岁创作的.篆书， 五十一岁创作的行书宋人绝句，五十五岁创作的行楷自作诗，从变革期到人书俱老，从隶书、篆书到晚年的行楷书，既可窥其书法历程，也可观其文艺，风格渐进， 内容丰富。其绘画四帧为芙蓉、芍药、古柏、丛菊，是其擅长的花卉、古木，最可体现其没骨绘画的功底，以及金石绘画的独到画风。

　　四条八幅作品递经著名赵之谦收藏家葛昌楹、钱镜塘保藏，葛昌楹辑有吴熙载、赵之谦刻印《吴赵印存》。钱镜塘特嗜赵之谦，六十年代左右，两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收藏的赵之谦，大大丰富了馆藏。

　　与《纨扇书画四条屏》相类，赵之谦《岁朝清供》在来历传承上亦有着清晰的脉络，并且系荣宝斋旧藏之物，从早年西泠印社著名出版《悲盦賸墨》至 《赵之谦年谱》等等，出版著录多次。全幅将牡丹、水仙、寿石以散点透视的方式集于同一画面，用笔豪宕逎练，极富金石气，洋溢着热烈、温暖、吉庆的喜悦气 息，表达富贵寿昌，吉祥如意的良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