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在前一篇文章《抗战期间苏联给了中国政府多少援助》中，说的是苏联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这种援助是通过政府间协议公开进行的。但有一种援助却只能秘密进行，这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援助。
一、财政援助
中央红军好不容易到达陕北，有了落脚点，但部队的军需供给随即成为大问题。
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也意味着红军不能像以往那样，在苏区“打土豪”了。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会师后，军队人数猛增了两倍，吃饭、穿衣问题更加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忙。这样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几万双鞋子和1万套冬装，却仍然有一半以上的部队缺衣少食。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中共中央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之前，4月9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拿出2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叶剑英根据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均表同意，并落实了钱和棉衣事项（到12月西安事变止，张学良共接济红军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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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时期的张学良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将蒋介石到西安大谈“匪不剿灭绝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告诉他们，鉴于陕甘生存状态恶劣，红军主力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长征，“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资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钱借了。”
连续的军事失利，加上严冬的来临，被数十万国民党军围困在黄河以西的几万红军，每日所需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张闻天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多推迟一天，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红军情况之严重。
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2月初，来自共产国际55万美元中的第一批款项——25万美元到达上海，很快即转送到甘北苏区。
西安事变后，从1937年2月开始，国民党政府每月向中共和红军拨款30万元，缓解了困难，但仍入不敷出，只能继续向莫斯科要钱。
193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这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中央的预期，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援助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国民党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平衡开支；加之陕北的自然环境严酷，资源贫乏，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税收很少，因此，中共的财政仍然十分紧张。
抗战初期，中共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下面几个渠道：
一是对控制地区的征发。陕甘宁边区经过长期内战，地主经济大部被摧毁了，虽然农民分得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破产，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而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党中央确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财政基本上靠中央支持。
由于抗战初期中共为争取民心，采取轻徭薄赋政策，税收等征收相当有限。以税收收入为例，陕甘宁边区1939年仅有658213元，占财政收入8847427元的7.4%。因此，这几年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和救国公粮4种。以公粮来说，1938年至1940年全边区分别只有1.7万石、5万石、9万石，分别占当年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另外，由于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对领导农民发展生产未引起大的注意，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思想上也不太明确。因此，边区和各根据地的生产自给率很低。
此外，地方党组织弄来一定数量的黄金，支持了中央财政。这方面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地处胶东的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侵华日军小川支队1939年2月武装占领招远县城后，成立北支那开发公司，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为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军对成品金实行全面管制。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领导下，矿工们和日本鬼子及伪军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日本人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等方式，把矿石秘密运到共产党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贡献黄金多达数万两。
招远黄金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延安
二是国民党政府发放的经费。关于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国共两党记载差别很大。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统计，1937年2月至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总共发给中共军队薪饷2733.5万元；根据《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则为1640.7万元。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对经费的处理有关。据时任抗战初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回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也就是说，这笔经费中的40%很可能没有进入延安的财政账目，而是留在西安办事处，用于采购物资。
三是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外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统计，全面抗战最初几年，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总共约811.4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1937年至1941年，各部队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计892.4万元。
四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款。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陕甘宁边区和中共武装要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是不够的。苏联援款就成为了中共经费的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援助不同于给国民党政府的有偿援助，它是无偿的。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
1938年2月27日，经斯大林批准，决定向中共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于4月28日收到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毛泽东还为此开了一张收条。在此之后，王稼祥6月份回国时，除了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外，还带回了莫斯科提供的33万美元（含国际互济会给的3万美元）。
与此同时，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工作组通过研究认为，中共在对日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但他们仍提出应该给予中共援助，除了军事方面的援助措施外，还必须紧急给予八路军资金援助以获得粮食。
基于中共的实际困难，7月25日和9月20日，共产国际分别寄出两笔钱，通过驻西安的林伯渠将钱转给中共中央。两笔汇款的具体数额不明，但应该也是财政援助的一部分。
1940年初，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358280美元的年度财政预算，其中军队经费为30万美元。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两天后，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是年，中共中央实
际收到35.31万美元和8200英镑，超出了年初向共产国际
递交的
预算，这可能包括此前拨款尚未到位的款项。
坐落在莫斯科马涅日广场上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
1940年和1941年是中共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两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军饷；1941年2月起停发新四军军饷。他们还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5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涉及每一个县。
关于当时的困难情形，毛泽东曾说过：“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的2.45万美元；此外，周恩来3月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同一个月，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这几笔钱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希望中共的部队能够牵制侵华日军，不让其北上威胁苏联的安全，因此加大了对中共的财政援助。7月2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领导人呈交了中共中央希望得到200万美元援助的电报。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打个对折，批准向中共拨付100万美元的款项。7月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9月5日，共产国际向延安和中共南方局各汇了30万美元，共计60万美元。10月，共产国际总部因战事搬迁，剩下的40万美元很可能没有拨付，因为目前尚未发现中共收到剩余款项的证据。
由于资料零碎不全，以上每年的援助额统计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是肯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中央共收到莫斯科援款合计161.31万美元（由于没有资料显示1939年援款数额，故本统计不含1939年）。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援款有一个概念，可以做三个比较：
一是援款与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比较：1937年苏联援款是边区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保持在1.5倍。援助的分量可见一斑。
二是援款与1938年边区收入支出比较：1938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90.79万元，财政支出81.45万元。当年延安共收到莫斯科援款63万美元，以当时比值计算，约合法币252万元，为边区财政收入的2.8倍。
三是与同期国民党政府拨款比较：1937年2月至1941年1月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及边区经费2733.5万元，以当时比值计算，折合美元约675万元。同期苏联援款为161.31万美元。
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得到了缓解和改善，中共对苏联援助的需求随之减少。
1942年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彭德怀说，由于上一年打下了基础，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生产运动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还说：“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
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到了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已根本好转。1943年2月9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林彪说：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万万（合法币2万万5千万）以上，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二、军事装备援助
苏联除了给予中共援款，也在军事装备上提供了不少援助。
1937年11月18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民政府代表团杨杰等人，讨论苏联援助中国抗战问题。谈话间，伏罗希洛夫曾试探性地问及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问题，杨杰马上将话题岔开。后来孙科接替杨杰与苏联交涉，蒋介石指示孙科，如果苏联再提议援助中共武器装备，要严词拒绝。
随着武汉和广州的沦陷，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中国大部分领土，迁都重庆，退守西南，只有中共控制的抗日根据地更能够发挥牵制日本的作用。形势的变化让斯大林重新考虑在军事上援助中共的计划。
因为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苏联未敢公开援助延安武器，但隐蔽性质的援助数量仍很可观。
1937年11月，苏军代表安得利阿诺夫访问延安，直接把从新疆盛世才那里收缴的6挺马克沁重机枪，6万发子弹；10挺捷克轻机枪，2万发子弹，随行一起运到了延安。安得利阿诺夫并与中共商定好，说斯大林计划用督军的名义，利用苏联到新疆的路线，不间断、小批量的向延安运送武器。延安也派出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及苏联驻新疆代表接洽，落实武器接运问题。
抗战初期，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武器，主要通过经新疆到兰州的国际公路和国际航空线运送，绝大多数物资都由苏联汽车经新疆直接运送到兰州。这条公路线在1937年至1939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这就为将部分武器装备秘密输送到延安提供了方便。为此，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兰州办事处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
八路军马克沁重机枪阵地
1937年12月21日，苏联有5辆军车载运物资（载有纸张、白糖、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苏联有16辆军车，满载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还有一车通讯器材，由21名苏联军人押送到迪化，均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5月30日，苏联有军车25辆，载有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全部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
还有一些不是很详细的记载：1938年6月，苏联共有3次、51辆军车，装载物品不详，所有的箱子全部带有编号，很有可能是武器。有一些则是没有具体时间的记载：苏联8辆装有弹药、药品的军车，押送人员说是给友党输送药品；苏联7辆军车在兰州办事处过夜，上面装载的是子弹和机枪，等等。
1938年下半年，苏联援助延安武器一事传到国民党政府那里，于是开始派人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纪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直到1939年中旬，国民党政府才彻底切断该秘密运输路线，苏联汽车才不再进入甘肃境内。
尽管如此，1940年1月，苏联用“新盛”（新疆盛世才）名义运送36辆军火至延安。皖南事变后，延安仍能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一定数量的苏联武器援助。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为一心一意打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提出希望八路军能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牵制日军，并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但此举被延安认为得不偿失，因而拒绝了该提议。
简言之，在抗战初期，苏联从未停止过向延安方面提供武器援助。至于具体数量，至今仍是个谜。尽管延安方面有许多人埋怨，苏联的援华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为了避免透露给国民党，中共中央尽可能地封锁消息和保守秘密，一般人并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况。
这些宝贵的苏联武器，都装备了八路军最精锐的部队。其中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更凭着苏械屡胜日军丙种，丁种（维安）部队，打出了“抗战第一旅”的威名。
（注：日军最精锐的甲种，乙种师团基本都用于正面战场；主要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南方游击队很少与日军精锐部队作战。）
有学者综合各方面史料，估计整个抗战期间，有不少于10至20个苏械师装备流入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医疗援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医疗援助也值得一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部队的伤亡急剧增加，陕北还曾爆发瘟疫，部分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而边区和根据地的医疗条件相当有限。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医疗设施和药品的援助，主要方式为开办医院、提供急需的药品和安排中共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
1.开办医院。
1939年9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希望共产国际能够为中共提供医疗援助，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在迪化和兰州开办医院，医治八路军和新四军伤病员。
同年12月，共产国际委托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性自愿救援组织）戈列波夫和卡拉罗夫负责此事。具体包括：以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名义，在兰州和西安开办两家医院，用以医治八路军和新四军伤病员。其中一家规模较大，有400个床位，另一家规模稍小，也有200个床位；两家医院的医疗设备花费107.9万卢布，每年的运营费为349.87万卢布，加上两架急救飞机68．6万卢布的费用，一年总支出为418.47万卢布。
在迪化和哈密为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开办两家疗养院，各拥有150—200个床位。疗养院的设备费为50万卢布，建筑费230万卢布，总共280万卢布；另外年运营费用为178.2万卢布。医院和疗养院共需要23名医生和16名护士长，由共产国际从英、美等国招募，以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为优先人选；其余护士和勤杂人员均在中国当地招募。除此之外，还有25名管理人员和政工干部，均由共产国际选派。
2.提供医疗设施和药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长期遭到封锁，各种医疗设备尤其是药品奇缺，为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一定的援助。
1939年3月13日，邓发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已经收到一批药品，进而提出在武汉和广州沦陷后，很难在国内弄到急需的药品，希望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援助，按照已经收到药品的双倍数量，再提供下一批援助。
1940年2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延安等地有爆发瘟疫的危险，要求援助供30万人使用的抗菌药。后来共产国际将这批药品寄往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1941年12月1日，毛泽东请求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治疗痢疾、伤寒和霍乱的药品。
毛泽东此时右半臂麻痹，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对症的特效药，派来优秀的内科医生予以治疗。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能够证明苏联是否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但从毛泽东个人后来的健康情况来看，很可能已经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医疗援助。
3.安排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
长征途中，中共许多干部都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疾病，到达陕北后，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安排了一批高级干部赴苏联治病疗养。
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原来招收中共留学生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扩大规模，增设一个领导干部班，招生10名，主要是为负伤或患病的中共高层领导提供疗养和学习的机会，蔡畅、袁牧之、马明方、蹇先任等人曾先后在此留学、疗养。
1938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培训班，林彪（化名李进）、刘亚楼、李天佑等人曾先后在这里留学和疗养。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鉴于延安的医疗设备简陋，周恩来很难得到有效治疗，中共中央因此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能够安排飞机运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9月13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手术进行得比较成功，一周后伤口愈合。尽管苏联提供了专门设备对周恩来的手臂进行理疗，但是由于病情延误时间过长，他的手臂没有得到完全康复。
四、其他援助
除了上文提及的援助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为中共提供了其他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寄送理论书籍和新闻纸。
全面抗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共向延安赠送了3批书籍。
1939年1月8日，总重达到15吨的一批理论、文化和军事书籍从苏联运送到延安。同年3月，邓发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赠送的1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1941年5月21日，共产国际提供的第3批书籍运抵延安。此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无法再向中共赠送理论书籍。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全面抗战期间，中共创办了《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报纸和16种期刊，纸张消耗很大。应中共中央要求，1939年11月，由苏联发运的60吨新闻纸到达哈密；次年4月23日，第二批新闻纸到达迪化。1941年5月21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的700公斤物资运抵西安，其中包括新闻纸，这也是最后一批，因为一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
2.提供无线电通讯设备。
电报是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全面抗战爆发后，双方之间的联络更为频繁，通讯设备的耗材量很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搞到大功率电台的电池和相关零部件。应中共中央要求，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提供的20个真空管、6个碱性蓄电池和苛性钾运抵延安；同年4月23日，共产国际又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部500瓦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专用的发电机和相关设备，这就确保了延安和莫斯科之间通讯保持畅通。
3.帮助培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20世纪30年代，苏联通过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干部的需求更加迫切，1938年，应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的中国部合并为共产国际中共党校，由郭绍棠任校长。党校下设政治班和军事班。政治班开设联共(布)党史教程、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班还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学员开设了汉语、数学、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蔡畅、贺诚、贺子珍、杨之华等曾在此学习。军事班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开设军事理论、武器操作和实战演练等课程，林彪、刘亚楼、钟赤兵、李天佑等中共名将都曾在此学习。1941年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停办。
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余部393人到达新疆。由苏联提供经费和师资，在迪化成立军校，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这里学习。迪化军校开设的课程包括飞机驾驶、炮兵射击、装甲兵技术、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此后，军校也开始招收部分八路军官兵，到1939年，学员人数已经达到400余人。新疆迪化军校为中共培养了最早的军事技术人才，对此后的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与对国民党政府的有偿援助不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是无偿的。尽管这种援助带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而且援助的数量也有限，但却是非常宝贵的，能够帮助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并不断壮大，这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必须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的入侵，无暇顾及中国战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停止了，而对中共的援助仍坚持了一段时间。为了不至于引起与国民政府和英美等国的矛盾，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援助是通过共产国际进行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形势也逐渐好转，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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