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蛮化：那些明朝海盗们的转职求生之路
公元14-17世纪，整个东亚大陆都笼罩在明朝的海禁阴影之下。无数民众被迫交出或凿沉船只，按律令远离祖辈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并在迁居贫瘠的内陆山地后遭遇结构性饥馑。但总有勇敢者不愿向命运屈服，甘愿冒杀头的风险也要重回大洋怀抱。从而喜提朝廷赐予的 “海贼”与“倭寇”头衔，陷于本国官军极力围剿、外番竞争者亦可除之的尴尬境地。
于是，部分聪明人渐渐摸索出“自我蛮化”的第三条道路。通过主动修改初始生态位的巧妙方式，将自己由过去的通缉对象转化为海外来客。虽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收获成效也各不相同，却终究是沿着殊途同归的方向艰难前行。
相对成功的早期案例
元朝时期的贸易发达 让不少沿海居民得以远距离避难
早在元末明初的疯狂乱世中，已经有不少沿海流亡者选择举家出海避难。其中最为有名的分支，便是落脚于印尼旧港的广东集团。他们在首领梁道明和施进卿的率领下，由今日的佛山一带迁往苏门答腊岛，稍后又迎来了以陈祖义为首的第二波移民。彼时的旧港虽在名义上还属于三佛齐帝国，却并无强势的统治集团予以保护。因此，广东来客们能非常顺利的将海港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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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上看，旧港本身的位置就非常紧要。从这里向北航行，便是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向东则还有物产丰富的爪哇岛和香料群岛。早年奉忽必烈之命远征的元朝水师，正是沿这条航线南下，还在沿途的加里曼丹岛西部留有部分定居成员。 后来的广东流亡者就极有可能是依照前人经验开路，才得以在比较陌生的环境中觅得栖身之所。
控制了旧港 就等于控制了三条黄金水道
如此紧要的地理位置，注定了旧港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单纯的世外桃源。当年靠击败蒙古人而声名鹊起的满者伯夷政权，已经在东侧爪哇岛上虎视眈眈。稍后又有重拾帝国的明朝决定将威名波及远方，派出由三宝太监率领的舰队迎面而来。这就迫使广东流亡者们迅速做出决断，究竟是以乱民身份被押解团灭，还是重新换个身份获取招抚待遇。好在首领梁道明对此类问题早有预见，提前对外宣称自己就是三佛齐国王。同时不忘促成许多部下由佛教改宗伊斯兰，为日后的精细操作创造出很大想象空间。
于是，旧港得以靠这种自我蛮化的策略免于毁灭。梁道明主动向远道而来的郑和示好，率领少数亲信和家眷返回老家居住。但包括副手施进卿在内的大部分成员，还是获准继续留在原地发展，逐渐稳固自己的小王国建构，且只需要以宣慰司的象征身份照顾明朝脸面。唯有既不肯融入本地文化，又盲目选择正面抵抗的陈祖义，在众叛亲离中遭宝船队重拳出击。不仅没能在新家园里善终，反而因自己的冥顽不灵而被送回南京斩首。
旧港的宣慰司设置 主要在于部分上层的自我蛮化策略
更为讨巧的中期策略
海外乡邻的操作手法 对广东本土的官商两界都有很大触动
既然有旧港的这个先例，那么就会有更多依然生活在广东境内的沿海居民尝试效法。然而，生活在15世纪中后期的他们，本身已处于星罗棋布的卫所网络监视下，很难像早年跑路的远亲那样维持较大规模社团。故而只能利用下成祖皇帝死后的部分政策松绑，以恢复出海捕鱼业做掩护，渐渐与外面的世界重新链接。加之没有拖家带口的软肋负担，更利于在陌生的远方重新安顿。
结果，就有好事者在积累原始资本后转投暹罗、北大年或勃尼等小邦，继而以国王特使的身份重返故土。由于手握朝贡国的合法文书，无需如过去那般东躲西藏，还能获得官方的以礼相待。除象征性的外交活动外，大部分精力依然着眼于贸易，等于是以非常安全的方式重操旧业。而且在这些人的努力交涉下，广州地方当局逐步给海禁政策解绑，不再按旧的规章年限接洽使团。随即又引得更多人真相效仿，将东莞发展成名噪一时的 “暹罗港”。
15世纪后期的东莞 靠着自我蛮化的海商们成为“暹罗港”
当然，这番操作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因为南洋诸邦所能提供的名额相当有限，而想靠自我蛮化实现阶级跨越的潜在人群又十分庞大。除几个距明朝国境线较近的对象外，更为广袤的穆斯林地区其实并不深度依赖朝贡机会。反例则是有浓厚汉化基础的越南，因不存在显著的交流障碍而无需招揽此等特殊客卿。
所以，广东沿海的大部分居民，依旧只能在各类擦边球模式中闪转腾挪。有足够胆识的特殊者，或许能自己拉起一支冒充番邦使节的队伍。缺乏相关韬略的普通人，就只能等远亲们的商船不定期靠岸，并抓住空歇期完成一些中小微买卖。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与坐镇首府的官商展开不对称竞争，以看似最为弱小且无助的方式延续祖传领域。但无论如何，都算是受惠于走自我蛮化模式的先例相邻。
讽刺的是，当16世纪初的葡萄牙探险家日益东进，还是同一批人在关键时刻选择站队明朝官方。他们先是抵达马六甲执行了首次具有探查性质的交涉，继而在南海岛礁边尝试拦截载有对方使节的船只。乃至踊跃接受征召，让长期疲软不振的水师能够迅速完成军事动员，从而艰难赢下屯门与西草湾海战的胜利。
许多私自出海的商人 都会以番邦使者的身份返乡
代价惨重的后期挣扎
富庶的江南沿海 本应有着胜于广东的对外贸易需求
与此同时，不少具有类似性质的地方私商海盗，正不断活跃在闽浙两省的漫长海岸线上。相比于自己的广东同行，他们的家乡位置无疑更为偏远。因而更不容易接触到外部世界，非常容易被人遗忘在整个15世纪的历史记载当中。唯有偶然漂流至浙东外海的朝鲜士大夫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留下相关印记。
另一方面，这些闽浙海盗也有自己版本的“暹罗港”。即隐藏在九龙江下游的月港，以及孤悬于杭州湾东南的舟山群岛。前者具有面朝大海、四面背山的绝佳环境，足以为海盗们提供一处相当安全的落脚点。后者同样距大陆水线不远，并有多座大型岛屿可供私商来回聚集。两者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福建对帝国粮产的贡献远不如长三角冲击平原，足以让设在福州的军政当局搞选择性无视，也给闽南海盗们更多开拓南北航路的余力。本土性更强烈的他们，也几乎没动力搞复杂的自我蛮化策略。
相对孤悬的舟山群岛 一度是闽浙走私贸易中心
可惜，只要明帝国的粮赋继续以江南产出为主，那么能辐射多省的整片水域就必须被严格管起来。特别是在1522年的中葡军事冲突和1523年的争贡之役发生后，嘉靖朝的中央官吏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东南，展开过不少轰轰烈烈的地方官场整治行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决策，便是劝退日本方向朝贡资格。除宁波的地方士绅们不再有机会靠有限窗口获得对外交涉渠道，更多负责外围运作的私商也损失惨重。于是，以汪直为首的海商集团便孕育而生，将针对贸易管制措施的斗争带入全新阶段。只不过在当时，他也没想成为有众矢之的嫌疑的徽王。
事实上，汪直本人的故乡并不靠海，而是在靠近长江中游的徽州。尽管彼时的徽商群体尚未冒头，但源于地理环境的民间自发商业需求已十分强烈。年轻的汪直便参与其中，通过闽南走私船队的引荐，完成了人生历程中的首次远距离航行。他们一方面从拥有进口渠道的广东同行手里进货，同时又借助当朝的贸易禁令措施，将买卖延伸至日本九州。甚至有幸在平户岛建立商业据点，并在阴差阳错中将葡萄牙火枪引入种子岛。位于舟山群岛南端的双屿岛，则是该地下网络的中间支点，让不少江浙地区的土特产由此输入海外。
一直到被明朝官军伏击 汪直才去日本开启自我蛮化策略
如此树大招风的经营成果，势必引来大明朝廷的重拳出击。于是，原本以趋于集中到双屿的闽浙两省海商，被迫分头朝南北两翼撤退。而且在冠冕堂皇的报告中，还经常被忙于遮盖自身能力低下的流官污蔑，公开身份渐渐由不服教化的乱民演变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倭寇。反过来又促成各走私小分队的抱团取暖，将原本已颇有威信的汪直推举出来当话事人。后者也是不辱使命，险些说服地方官场为属下网开一面。重新圈定金塘岛上的沥港为落脚点，可以周期性到舟山主岛的定海完成贸易。
然而，立足北方的中央帝国，始终更看重同质化稳定而非区域经济起飞。汪直等人的努力偓佺，也只能换来官军的不断打压和偷袭。索性在逆境中彻底黑化，将主力撤往日本暂避，并在小小的平户岛上僭号曰宋、正式以后人耳熟能详的徽王自居。余下部众则坦然接受被动的蛮化安排，招揽少数日本浪人为雇佣兵，同时不忘将自己打扮成真正的倭寇模样。反倒是汪直自己还略显保守，在多方劝说下于1557年重回浙东投降，并在两年后惨遭枭首示众。
倭寇们的日本形象 是正反双方共同塑造的蛮化成果
有意思的是，这段让后世扼腕叹息的黑历史，还顺带孕育出某些非典型案例。例如留下《远游记》的葡萄牙冒险家，就在16世纪40年代的闽南遇到过某位西化海盗--甲潘让。其人在金门岛上的料罗港有很大名气，还为规模不大的船队配置了不少西方枪炮。甚至发展到自己也穿着欧洲服饰与甲胄，雇佣30名葡萄牙流亡者充当私人卫队，并有在旗舰的主帆上涂抹十字标志。显然，这是远胜普通倭寇的自我蛮化策略，且针对的目标人群也不是本土官军。
原来，就在甲潘让不断往返双屿岛和南澳岛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势力维系着近在咫尺的平行时空。他们的典型代表，便是《远游记》中的穆斯林海盗头子哈桑。尽管原籍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却为血亲复仇而不断活跃于东方世界，祖籍遍布马六甲、北大年、占城、海南岛、广东和福建。但铁杆核心人数非常有限，还是自马来亚、爪哇等南洋地区招募来的亡命之徒。 因此，真正打下手的主力群体，还属世代定居于本地的穆斯林后裔。除需要应付明朝官军的不定期威慑外，最大对手莫过于生活在邻近区域的非穆斯林竞争者，这才迫使甲潘让选择相当西化的自主蛮化策略。但即便是这些人本身的行为模式，同样可以被视为半推半就的自然蛮化路径。
基督教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 同样是自我蛮化方法
出人意料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松绑
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海盗们的自我蛮化
当然，上述这些案例并不为官方核定的正史所青睐，他们的演变轨迹就容易为后人所忽略。加之明朝中后期的一系列政策引导，海盗们的自我蛮化之路也渐渐归于无形。
比如从16世纪60年代起，远在北京的朝廷为平息事端、开源节流，分别为广东与福建两省的海禁进行部分松绑。广大历史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的隆庆开关和澳门开埠，全都是在该阶段由原先的民间自发演变为成文条例。许多走私团体抓住机会，将自己洗白为合法官商，自然会对只是权宜之计的蛮化风说不。相反，高举帝国赋予的大旗才更利于行事。
郑氏家族的三代首领 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我蛮化属性
即便如此，曾持续近百年的自我蛮化历程，仍旧能在闽南沿海杰出郑氏家族这颗异样果实。作为创始人郑芝龙，早年在澳门捞到第一桶金，并选择在日本结婚生子。在成功被地方官府诏安前，他甚至做过名为尼古拉斯的天主教徒，把女儿嫁给某位白人殖民者。集团第二代领袖郑成功，虽尊奉南明流亡政权为正朔，却在行事风格上有浓厚的文化混合痕迹。不仅爱吃荷兰风格的烤肉，也非常乐于引进武器、雇佣黑奴士兵，强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怕是存在感最低的郑经，都知道努力维系同英国商人的贸易关系。面对满清的咄咄逼人之势，也一度希望成为东南角的第二个朝鲜李朝。
此外，郑氏家族另一个旁系，自明清易代起就滞留在广东湛江水域。他们在18世纪中期东进珠三角，在今日香港境内壮大自己的走私劫掠事业。直至被官军全盘围猎，还能抱团退入越南，成为依附蛮族王权的正规水师。 随后纵横于广东、福建和浙江之间，弄的满洲帝国相当狼狈，无疑是对自我蛮化策略的极佳诠释。
郑氏家族的分支 在18世纪还选择过主动投入越南
只不过清朝所特有的满汉区别属性，让很多海盗不需要再委曲求全的展开自我蛮化。毕竟，此类团体本就拥有显著的地域归属特色，更没可能被纳入日益封闭的旗人范畴，才让政经模式冲突为满汉矛盾所让路。 但核心实质并未有改变，只是定期换个新皮肤再联袂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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