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怀念四舅郑克晟先生_外公_南开大学_南开

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从小到大我接触最多的亲戚就是三个舅舅,除了血缘关系外,还与郑氏家风有关。外公郑天挺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十分重视对我们这代人的家庭教育,几个舅舅身体力行,始终是我们的表率。他们没有刻意给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但是在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作为中,在他们对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下一代始终如一的关爱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外公与外婆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学名依次为:郑雯、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昜(后改为扬)。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喜欢用小名称呼孩子,依次是:大宝、二宝、同宝(三宝)、名宝(四宝)、五宝。我母亲郑晏排行第二,我们姐弟出生后,称呼母亲的姐姐为大姨,称呼母亲的三个弟弟分别为三舅、四舅、五舅。

郑天挺夫人和五个孩子(前排右二为郑克晟)

小时候郑氏家族每到节假日必定举行家庭团聚,全家人其乐融融地簇拥在外公身边,亲情浓浓。一次我们几个孙辈发现,母亲、舅舅与外公交谈时称呼其为“老爹”,感觉非常新奇,在我们眼中外公博古通今、精力旺盛,岂能用“老”字来形容,我就问四舅为什么?三个舅舅中他文化底蕴最深厚。四舅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个“老”字表示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与挚爱,可谓是昵称。我们听后马上决定上行下效,在称谓长辈时前面都加个“老”字,表示对他们的热爱,这个称呼一直用到现在。

老四舅郑克晟是南开大学教授,明清史研究名家。他193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期间师从于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邵循正、向达等教授,受益匪浅。1955年至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组任实习研究员及助理研究员,从事明代土地制度及清代边疆史方面的资料收集及研究。1963年起,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任讲师、副教授,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1989年至1994年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曾参加《明史》点校工作,担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专著有《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即将出版)等,合著《清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明清史资料》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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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晟

我小时候最敬佩老四舅的一件事,就是他主动要求调到天津照顾外公。记得在1962年某次郑氏家族团聚会上,饭后母亲与三个舅舅聊天,谈到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外公在天津已经孤独地生活了十年,南开大学希望外公在北京工作的某个子女能够调到天津工作,照顾外公的生活,并答应将解决调入人员的天津户口与工作。当时天津还不是直辖市,仅是河北省会,其经济发展与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差距更大。

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与生活都要从头开始,是需要勇气与魄力的。1963年四舅全家调往天津。对于四舅的抉择,我非常敬佩,至今铭记在心。

郑天挺

老四舅有两个孩子。长子郑春1956年出生,次子郑泰1961年出生,与我弟弟黄圻是同龄人。寒暑假四舅带着孩子从天津到北京玩,经常带上我弟弟,他们去的地方大多数是历史悠久的古寺庙。“文革”前某个春节,四舅带着他们去厂甸逛庙会,顺便去四舅妈傅同钦的娘家拜年。四舅妈的娘家位于前门大街三井胡同,距离大栅栏及琉璃厂文化街都不远,明清两代那里是老北京普通市民居住的场所,胡同蜿蜒曲折,四通八达,建筑格局多为小门小户,风格古朴典雅,带有浓郁的老北京市井风情。弟弟玩得高兴不肯回清华,晚上就与四舅妈的家人挤在一起睡觉,他回家后的描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和表姐郑元还特意跑到四舅妈的娘家串门,认识了四舅妈的弟弟们。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外公遭到批判,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四舅全家也受到牵连,1969年下放到天津西郊插队,1973年落实政策回到南开,还未安顿好,他就带着孩子到清华看望我父母。多年没见,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艰辛的农田劳作,使曾经帅气英俊的四舅苍老了许多,但他精神状态依旧,说话铿锵有力,思想乐观豁达,父母都喜欢听他聊天。母亲说,在他们姐弟五人中,四舅从小为人善良,格外聪明,记忆力超强,深得外公的喜欢。我领教过四舅的记忆力,他能记住许多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和梗概。有一次,我询问四舅曾经就读的中学情况,那是个教会学校,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收。四舅先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接着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北平教会学校的情况,当时我做了笔记。后来我查阅相关资料,竟与四舅所说相差无几。

学历史的四舅在外公身边工作,博闻强记,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从一名普通教师成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四舅认为,做历史研究必须有理论修养,同时有总览全局的眼光,具备深厚的学识基础,掌握系统而全面的史料,熟知各种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考证法,要能透过史料的表层看到历史的实质,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1965年我曾与父亲就四舅的读书方式有过交谈。暑假我从天津南开返回清华,父亲问我有什么新鲜事?我说:“我发现四舅不抓紧时间读书,而是与一群人坐在客厅里闲谈,太浪费时间了。”

从事土木工程教育的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说:“不同学科的人,研究学术的方法是不同的。搞文科与搞工科的人不同,除了大量读书外,还要广泛接触社会各界的人,了解不同领域的文化精髓。中国历史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多学科文化,所以,搞历史研究的人,思维方式要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一个人的读书范围是有限的,四舅聊天的目的是与他人交流研究成果,拓宽视野,学人所长,补己之短,有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解决思考很久而没有结论的难题。”

“文革”后期,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还没有恢复,四舅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渐渐走向正轨。1975年春季,四舅与南开历史系的几位老师到北京雍和宫参观,父亲和我有幸陪同。雍和宫建造年代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中后期成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被封闭而没有遭到破坏。南开特邀了雍和宫管理处的专家,耐心细致地讲了整整一上午,老师们边听边提问,我也因此对史学研究者的工作状态有了初步了解。

改革开放后,四舅厚积薄发,学术成就显著。他根据多年收集的大量明代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资料,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之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与“人弃我取”的治史方法,从明代各类地主庄田制度入手,研究明代南北党争的根源,创立了一套自己的对整个明史解释体系。这种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可谓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好评。《明代政争探源》自1988年出版迄今已经35年,2014年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由紫禁城出版社再版,对于明代庄田制度的研究,仍然无人能超越。

我年轻时对历史不感兴趣,“文革”中外公以及那些著名历史学家的遭遇更使我对历史学科敬而远之,大学选择了统计专业,在国家统计局从事综合统计工作多年。退休后在长辈们的带动下,我开始关注中国民国历史、老北大历史,西南联大历史等,并撰写了一些文章,根据母亲的回忆写了《爹爹在昆明,我们在北平(郑晏口述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一文。四舅看后问我读过什么历史参考书?特地让表弟郑泰带给我一本封越健、孙卫国合编的《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版),里面夹了一张字条:“学行录给黄培,注意看郑天挺大事记及四人写的回忆郑老先生。”这本书使我深入细致地了解了郑氏家族的历史,也成为撰写《庭树摇香——我与外公郑天挺先生》的重要史料。在我心目中,四舅是家族历史的活字典,知识渊博、无所不晓,凡是遇到不清楚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北大日记(待刊)》出版前,我按照母亲和舅舅们的指示审核原稿,提出了诸多问题,一次四舅说话时间太长,当晚就流了鼻血,我内心自责了好几天。

郑克晟留给作者的字条

四舅长期生活在外公身边,对外公生平事迹了如指掌,他撰写的回忆郑天挺先生的文章,不仅是子女对父亲的怀念,更是从历史学家角度所做的严谨而客观地描述和评论,受到业界专家的好评。四舅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过不少文章,诸如《我第一次见胡适先生》 《难忘的一九四五年》 《我在北大史学系经历的院系调整》等,真实地记录了那些年代发生的人生故事和人文轶事,是难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文章散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报刊杂志上,不便于读者阅读,我建议四舅把这些文章整理出版,有利于北大史学和南开史学的文脉传承,丰富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了解,认识中国百年风云中一些名人的大家风范,具有重要意义。

但四舅并不认同我的建议。他一生以外公为标杆,严谨治学、自强不息、笃实诲人、淡泊名利,对名利等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泊,在家人面前从未提及自己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外公传承给四舅的不仅有孜孜以求的治学方法,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谦逊谨慎低调做人的家风。四舅告诉我说,那时自己年轻,看书少,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不同意出版。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前,南开许多院系的老教授都出版了个人文集,四舅的学生封越健和孙卫国也极力劝说四舅出版个人文集。四舅告诉我说,他的这两个学生现在都是单位骨干和中坚力量,担负了重要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责任重大,编书会占用他们大量的业余时间。按照四舅的脾气和秉性,绝不愿给他人添麻烦。他高风峻节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我。

2022年8月,封越健电话告诉我,应中华书局约稿,四舅终于同意出版自传体回忆录了,书名为《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请我帮助提供一些郑氏家族的照片以及亲属姓名等,我特别高兴,甚至比自己出书还高兴。

2022年12月25日噩耗传来,四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天津家中逝世,享年91周岁。四舅的回忆录正待发印,然而人竟仙逝,竟不得见,竟成遗稿,我只能请他老人家托梦为新书签名了。

2017年五一前夕黄培到南开大学看望四舅和四舅妈

四舅的一生正如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唁电所道:郑先生治学一生,孜孜以求,学养深贯,久为海内外学林所仰重;先生远承庭训,求真务实,于明代政争之源、皇府庄田之实、苏松重赋之表里,所论见微知著,享誉学林;先生教研于京津,耕耘于三尺讲台,温柔敦厚,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书写了朴实却又不凡的人生篇章。

我从未与四舅在一起生活,对他的了解比较肤浅,无法生动地写下心底积淀多年的感激之情。但在我70年的成长历程中,他秉承郑氏家族“做人正直,学会宽容;善待家人,学会关爱;博览群书,学会修身”等优良家风,无时无刻都在熏陶着我、影响着我,成为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我们整个家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敬爱的四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注:1,作者为郑克晟二姐郑晏次女,现为国家统计局退休人员。2,本文部分内容摘自黄培撰文“清水人生事--我的三个舅舅”。3,本文得到南开大学教授孙卫国先生的指正,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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