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 丁戊奇荒与排外心理_赈灾_传教士_山西

丁戊奇荒与排外心理

安立志

“同治中兴”是满清王朝的意淫。五岁的小皇帝载淳（慈禧太后之子）上位，十余年的执政生涯，完成了其父皇（咸丰皇帝）的未竟事业，一是击败了发匪（太平军）与捻军的武装骚乱，二是完成了沙俄吞并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最终手续。如果说洋务运动有发展，那也是两宫皇太后英明领导的结果，小皇帝起不了什么作用。载淳享寿不永，死时不到19岁。西太后这个权欲熏天的女人，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竟然把她不到四岁的小外甥（其亲妹之子）载湉抱上龙椅，这就是大清国的光绪皇帝。西太后的逆天操作，必然遭到上苍的报复，然而最终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丁戊奇荒

上苍的报复决不拖延。载湉登基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整个华北地区（晋、豫、直、鲁、陕等省）陷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特别是光绪三年（1877）和四年（1878），持续干旱造成的人道灾难惨绝人寰。按照干支计年，这两年是为“丁丑年”与“戊寅年”，于是，史书把这场虽然空前但未绝后的灾难称为“丁戊奇荒”。

华北五省是重灾区，晋豫两省尤为严重。由于河南官方与民间对传教士赈灾的严重抵触，不仅该省灾民未能得到相应赈济，即使历史记录也极为稀缺。因此，本文引用的史料，以山东、山西为主。

时人王锡纶曾作《丁丑奇荒记》，为当时的山西灾情留下如下记录：

自丁丑秋至戊寅二月，仍无点雨，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户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清代诗文集汇编（633）·怡青堂文集》卷六，页20）

这个记载，属于民间观察，没有标注时间，且多描述性语言，不太具体。1877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山西巡抚鲍源深向朝廷报告：

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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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

1877年7月3日，曾国荃接任山西巡抚，到任之初，就把了解的情况向朝廷奏报：

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曾国荃文集》第1卷，岳麓书社，2006年，页197-198）

两任巡抚，两道奏折，相隔一月，情况相似。曾国荃在另一奏折对灾情作出定性：“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上书，页269）

曾国荃（1824－1890），晚清名将，曾攻破天京、生擒李秀成，深受清廷器重。他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清末外交家曾纪泽的叔叔。此人处事坚定果断，分析致灾原因，不瞒报，不掩饰。他在奏折中直陈：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窃闻古者救荒于临时，而实备荒于平日，是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从未有自种害人之物流毒于桑梓地方者也。（同上书，页282）

一语道破，这场灾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不用三七开，直接建议清廷废除鸦片种植政策。

1878年1月8日，清廷派出的稽查山西赈务大臣阎敬铭就灾区调研情况奏报称：

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足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睹惨状，夙夜忧惶。（《清史编年》第11卷，页101）

民间人士、地方官员、稽查大臣，三方反映的情况高度一致，山西灾情异常严重。宏观情况如何呢？曾在清廷天津海关和总税务司供职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写道：

山西省的一半居民毁灭了；在陕西和河南两省有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所以，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而那些在灾荒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大约也不会少于两千万人，他们一无生计，只剩下他们空空的两手和嶙峋的瘦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341）

这个数据已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引用。

疑惧排斥

1860年，清廷与法国的《北京条约》载入了自由传教的条款，各国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可见，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略政策的产物，但是传教士并不等于侵略者。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总是屈辱挨打，普通的中国人极易对西方事物怨恨或敌视。由于中国孱弱的国力与禁锢的皇权，这种情绪无法通过战争与外交舒解，于是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弥漫着仇外、排外心结，直至10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有人抵制圣诞节，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清廷不仅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正式开设了同文馆；不仅向美国派遣了留学生，也向英国派出了首任驻外公使。如此以来，“丁戊奇荒”就不再是闭关锁国的内部事务，也引起了在华外国人的关注。

外国人参与赈灾活动，是从山东启动的，一开始就形成了青州官方、江南士绅、外国教会的三方格局。参与赈灾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英国牧师慕维廉、美国传教士倪维思等人。他们一方面通过报刊向世界报道中国的灾情，又在上海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继而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并直接深入灾区参与各种赈济活动。这在中国赈灾史上是空前的。

一、江南士绅。外国人介入中国赈灾，是破天荒的历史事件，不仅清廷官方消极应对，江南士绅更是义愤填膺。由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曾激起了强烈的仇洋、仇教情绪，当传教士参与赈灾之时，部分江南士绅出于民族义愤，试图以自身的义赈抵销传教士的影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苏州的谢家福。

1877年3月下旬，谢家福在遣送江北灾民回籍途中，得知了传教士赈灾的消息，他深感忧虑，决心以实际行动募捐济赈，他写道：

自泰州知耶稣教之洋人慕维廉、倪维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西人之赈给东齐也，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窃恐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是非裒辑巨款，跟踪济赈，终无以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并附一诗云：“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百万，管教压倒慕维廉。”（1877年6月2日《齐东日记》）

谢家福为传教士赈灾定性，是“敌国沽恩，异端借肆”，是“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他担心的不是人民啼饥号寒，百姓奄奄一息，而是“民心外属，异教横恣”。可见，谢家福不是为赈灾而赈灾，他是把赈灾当成了一场政治仗和文化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目的是“压倒慕维廉”。谢家福也公开声称自己不是为赈灾，他给友人写信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唯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1876年5月24日《齐东日记》）意思很明确，我的目的是抵抗夷人，并非为了赈灾；赈灾靠的是仁心；敌夷靠的是大义。为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中国古来就有“救灾如救焚”的俗语。在当时没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说法，但赈灾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让濒死的人民得到拯救，让残存的生命得以延续吗？把夷夏之防、敌我防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立场不但不能保证同胞的生命得到救治，民族的苦难得以消除，甚至可能使死亡加重，灾难延续，这哪里是救灾，这简直是打仗！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于1870年到达中国，在华45年。为传播西方文化，参与中国赈灾，担任报刊主笔，创办同文书会，支持维新变法，促进中国教育等方面都作过贡献。

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有几种方式，除向灾民发放赈灾款外，还建立孤儿院５处。据当时报纸报道，“西人名立则脱者（李提摩太）在山东灾区收得难孩四百名。兹闻有某者在青州府属见此等幼孩晚饭共计一百名，盖收养后分作数处居住也。时见佣人挑小米饭两桶来，各小孩俱环立桶旁谢天而食。”（1877年4月2日《申报》）“谢天而食”不同于100年后吃饭前的“双祝愿”，肯定是基督教的仪式。收养孤儿众多，开支自然不菲，“男女幼孩四百数十人每日饭食需钱十余千文，无法支持。”他曾计划将孤儿送上海租界交绅富收养，但一位山东巨绅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过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而已。”李提摩太觉察到谣言之可怕，只好接受英国驻烟台领事的建议，“（孤儿）散还本乡，发钱交与耆老代养，生死听其命运可也。”（1877年5月14日《申报》）即使如此，也引起江南士绅的警惕。

1877年5月4日，谢家福就曾给李秋亭写信称：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闻之急则治标，标者何？幼孩是也。智识未开，情窦未通，若被他族蛊惑，更易更险，驱数百好男好女于陷阱之中，不能使其复为人，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5462-5463）

在他看来，中国孩童被外国人救助，如坠陷阱，如同灾难，中国孩童有沦为异族、沦为禽兽之险，因此，必须与外国人争夺下一代，把孩童从外国人的虎口里夺回来，这是事关民族未来、山东未来的根本大计。

1877年6月22日夜，谢家福在拜访上海士绅时，力陈教堂赈灾育孩有害中国。在场一位曾为教堂筹资的人士解释说，耶稣教与天主教有所不同。谢家福立马反驳：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且即受教堂之赈，必服外洋之教，无论其为天主为耶稣，终不当为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童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况朱子云，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区区之见，视救拔教堂之孩，尤重于赈济。（1877年6月22日《齐东日记》）

在他看来，不分欧美，不论教派，只要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接受洋赈，必成洋人；宁可饿死，不受洋赈。在他眼里，显然不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是“国籍至上”、“五伦至上”。在以后岁月里，那些被外国收养的中国孩子，看来都不复为人矣！

二、灾区百姓。江南士绅代表的是部分读书人的立场，普通民众是什么态度呢？据李提摩太回忆，他们刚到山东，“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这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劫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当中清理出去。”（《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46）有资料称，“光绪三年间，山东乐安县（今广饶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昌乐县灾民亦弗受洋赈。”（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07）可见，传教士遭到中国民间的敌视与抵制，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绪。

1878年5月，两名传教士花国香和马亨利到河南赈灾，刚抵开封就被勒令离开。当地人既不许其逗留，也不许其救灾。并声称，如不离开河南，会有生命危险。经多方查找，找到清人孙传鳸撰写的一条史料：

有外国人二名，带银来汴发赈，一名花国香，一名芦亨利，亦曾到过我处厂内参观一切规条。据云见过涂中丞（河南巡抚涂宗瀛），答云：“发赈救民，极好之事。惟汴民顽梗，恐有滋事。”将银交我代放。阖城居民闻之，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句。四月十六日，书院课投禀，要与西人打仗。约期在明日。西人闻之夜遁。（《汴游助赈丛钞》，中国史学丛书三编，页276）

“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要与西人打仗”，如此可怕的口号与计划，“西人闻之”只能“夜遁”了，两个传教士终于放弃了在河南的赈济计划。与山西灾情同样严重的河南省，整个灾荒期间，传教士没能发放一分钱。“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这个立场不同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更近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民间不知道，1860年10月，中英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已经禁止使用对西方人有侮辱含义的“夷”字，百姓们谁管那一套！当时的《申报》这样评论：“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固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1878年5月22日《申报》）

三、清廷官方。清朝官方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就曾受到地方官员的种种阻挠。

“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救灾款）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91）这几乎是公然鼓动抢劫赈灾款。

李提摩太到达山西参与当地救灾，同样遭到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冷遇与刁难。他回忆说：

一到达太原，我就去拜访他（曾国荃），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07）好在曾国荃是一代名将，不是腐儒。事后发现传教士并无歹意，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就多了一些支持与配合。

瞿鸿禨

河南民间对传教士赈灾的敌视，与该省官方的态度脱不了干系。瞿鸿禨（1850－1918），曾任晚清军机大臣，“丁戊奇荒”时任河南学政，大约相当今之教育厅长。1878年5月，瞿鸿禨得知两名英国传教士携银来晋豫散赈（这与《汴游助赈丛钞》所述是同一事件），立马报告朝廷，设法阻止。他在这则题为《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的奏折中，“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外国人：

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

限于手头资料，未能查到该奏折的出处。有关学者的引文注明此件出于《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总第3473页。揣摩动机，是这个古老国度的积弊之一。某人罪行深重，只要动机是好的，也会减轻处罚；某人做了善事，只因动机不纯，也会遭到否定。所谓“收拾人心”、“窥我虚实”，都是在“居心险不可测”的层面进行揣摩。对于外国援助如果统统采取这种态度，那么，汶川地震后，台港澳的无私捐款，美日俄的大力救助，特别后者，是否也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如此以来，何来的“全球化”与“地球村”？

江南士绅忧虑洋人“阴售人心”之计，河南百姓担心西教士“买服人心”，朝廷高官怀疑洋人乘间“收拾人心”。他们好像都很在意“人心”，其实，他们知道，腐败的清廷已经人心丧尽，这也是发匪、捻军、回变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们从上到下严重缺乏自信。他们不懂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是分得清的。

1878年5月25日，两宫皇太后以皇上名义下达谕旨：

前据总理衙门王大臣面奏，日本国使臣森有礼曾在该衙门声称，日本有捐助山西赈粮者，当经王大臣等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嗣据李鸿章函致该衙门，米已运至天津等情。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兹据瞿鸿禨奏，英人携银前往晋豫散赈，即著曾国荃（晋抚）、涂宗瀛(豫抚)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页116）令人想不到的是，满清高层竟任由地方官员揣摩对方“动机”，所谓“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不也是怀疑对方的动机么？

“设法劝阻”或是“力为劝阻”，都是“劝阻”。朝廷认定，“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因此不能接受，哪怕百姓饥肠辘辘、饿殍遍野。满清朝廷如此决策，不知是何逻辑？（1）本国国民遭遇天灾人祸，即使纯为天灾，按照“天人合一”的古训，当然也是“为政不仁，上天警示”。外国人介入赈灾，有窥探隐私、家丑外扬之嫌。（2）国民遭灾与朝廷脸面，是政治天平上的两个砝码。朝廷当然更看重后者。外国人介入国内救灾，当然有失脸面，有丧失人心之忧。于是宁可国民遭灾，决不接受援助。（3）传教士进入中国，是英法联军进京，清廷丧权辱国的结果。两度失败，仍未觉醒，往往把所有外国人视为侵略者，把外国一切行为视为“亡我之心不死”，只得拒之千里，彼此隔离。

1891年7月，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北华捷报》——当时这是一份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撰文，指出了中国民间的排外情绪与官方主导的关系：

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我们确实遇到过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排外政策，及统治阶层、自由阶层的对外态度所致，而不是中国民众的感情所致。中国大众一般是和平友好的，只有受到他们上司煽动时，才和我们作对。他们虽不对我们抱任何特殊的感情，但也不反对和我们进行友好的交往。”（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Ol-202）

晋鲁赈灾

李提摩太等人参与华北赈灾，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赈灾报道。李提摩太到达山东不久，看到饿殍遍地的村庄，奄奄一息的孤儿，无论出于宗教信仰还是人类良知，他的确是真心实意地投入救灾。面对严重灾情，他深知仅靠个人力量于事无补。1876年6月30日，李提摩太撰写了一篇关于青州灾荒的报告，发表在7月22日的《北华捷报》上。这篇报导让西方在华人士注意到了山东灾情。1876年农历年末，李提摩太给本国教会写信，希望得到国内和教会的帮助。他用恳切的口吻写道：

“这不是骗取慈善的借口，这是在救命。当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正面临死亡，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人离世……现在，冰封的大地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怕的死亡。”（陈静《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877年4月3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西教士劝捐书》，向社会披露山东灾情：

客岁(1876)青州府属，自春徂夏，雨泽延期。……穷民更难糊口，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更可怜者，……将妻女儿媳贱卖于人，不计娼优，……甚至因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万国公报》第六册，页3639-3640）

利用报刊进行救灾动员，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万国公报》报道称：“各国一闻如此信息，均皆奋力劝捐，并未分其畛域。可见西人并无害中国百姓之心也。况各国西人行此一事，并不邀其职衔，亦不望其获报，一片仁心善念，总以救人爱人为切切也”。（同上书，总第3612页）

《申报》继而对灾情进行了连续报道，西方传教士似乎成了赈灾的榜样。《申报》一则标题为《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在中国饥民固当深感西人之义，而中国官员又宜如何惭感交并矣”；他们“倡议捐助，在官吏闻之愧且欲死矣。”（1878年6月22日《申报》）

李提摩太深知中国民间对西方传教士的疑虑与敌视。在山东救灾期间，他极力争取官方的支持，把赈济作为一项单纯的慈善事务，避免引起官方的干预。他在益都和青州的凤凰亭就曾两次被当地民众要求充当造反首领，都被他设法拒绝。

二、调查研究。在山西期间，李提摩太为了增强救助实效，一面问卷调查，一面勘察灾情。他以问卷形式准备了12个问题，在山西省内的神职人员中进行调查。这些问题包括：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08）

1878年1月末，李提摩太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实地考察当地灾情。以下摘录几则他的调查日记。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同上书，页109-110）

李提摩太记录山西灾情的日记传到伦敦，竟然促成了救灾基金在英国的设立，并在伦敦和各口岸募集赈款约20万两。（高鹏程、池子华《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三、筹措资金。截至1877年11月，山东赈济委员会从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共募集赈款30361两，其中经李提摩太和倪维思散放的约19119两，救助饥民达7万余人。1878年1月26日，旅沪外侨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它除了继续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募捐外，还通过电讯吁请西欧和美国各界人士，援助华北灾民。截至1879年赈济结束时，该机构共募捐204560余两。据学界统计，在山西赈灾中，经传教士救助的家庭达到10万户，不少于25万人得到救助。其中外国赈款20万两，李提摩太一人就发放了其中的12万两，救济人数超过15万。传教士们的赈济，缓解了当地灾情，减少了灾民死亡。（史秀清：宁夏大学硕士论文《山西地区“丁戊奇荒”探析》）

李提摩太在回忆山东灾区行医时写道：

1875年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断的奎宁丸供应，遂免费向民众发放。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因为，通常情况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药片就能迅速制止这种令人忧惧的疾病。……

我发现，止痛药是最有用的。这个夏天，霍乱很危险，突然间就会夺去人们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把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61）

国内外的药品都可治病，东西方的粮食都能救命。在重病垂危之际，在饥肠辘辘之时，民众不会考虑药品的厂家，粮食的产地，只要能救命，那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民众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这些外国人并不是来投毒的。

李提摩太的赈灾方式，是发放赈款而不是发放物资，原因有二，一是灾区广、灾民多；二是人手少、运输难。在山东救灾，李提摩太通常把募集的银子兑换成铜钱，租用独轮车运往灾区。在山西，银子不便兑换，他让铁匠把银锭分割成小块分给灾民。发放赈灾款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站在一条狭长的街巷尽头，让灾民排队领取救济款，并在他们手上作记号，以防重复领取；二是在广场上让灾民分行坐下依次分发；三是派人登记灾民姓名，事先发放赈灾券，让他们凭券领取。即使这样，李提摩太仍然遭遇过危险。据报道说：“闻其（李提摩太）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李）身受重伤。”（1877年7月4日《申报》）

四、提出建议。李提摩太的赈灾，不仅筹集钱款，分发药品，而且直接为地方官员出谋划策。针对当地严重的食物短缺，他向山东巡抚丁宝桢建议，直接从日本、朝鲜进口谷物，免除进口税，以降低粮食价格；建议政府修建铁路，开发矿山，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向人口稀少的东北地区移民。1876年9月，李提摩太把这些建议整理成文发表在《万国公报》上，题为《救民必立新法》。在山西赈灾期间，他同样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多条重要建议。

许多年后，他记下了华北灾区的考察感慨：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13）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近三十年来天灾流行，民生雕敝极矣！”“……各处灾患循生迭起，迄无已时，此正如抱沈者徒进以补剂，苟延旦夕而病源未得，病根莫除，终无霍然之日也。”他赞扬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深悉泰西之法”，进而批评一些守旧保守势力，并建言，“为今日计，彼言事者，既不以泰西之法为然，即责其另筹养民之策，倘仍空言无补，则嗣后国家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均不准寡闻浅见者流妄参末议，庶几事权可以划一，众志不致纷更，而大功乃克告竣。夫然后病根除而民困苏矣。”（《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三）李提摩太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1881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近事要务》。有学者评价称：“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1889年，李提摩太发表《富晋新规》：“中国要国强，第一莫先于教。”（《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7册，1889年12月，页10796）1901年，《辛丑条约》谈判期间，李提摩太受李鸿章之邀，处理山西杀害传教士问题。他建议从清廷庚子赔款中拿出白银50万两返还山西，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

实至名归

“丁戊奇荒”发生时，距天津教案不过六七年。满清社会，无论官方和民间，对西方传教士充满了疑惧、敌视与仇恨。对国人来说，欧洲人美洲人不分，天主教基督教难辨，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李提摩太到中国北方赈济，在他脸上，贴着三个标签，那就是侵略者——传教士——救助者。一开始，人们对他扮演的慈善家和救助者的角色并不信任。

当李提摩太离开山东，前往山西开展救济时，山东“耆老犹复制匾制联，以送其行旌，以志其感悃。”（1878年1月19日《申报》）这说明，在山东灾区，许多人已经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丁戊奇荒”后期，对于李提摩太的救灾行动，山西民众也以不同方式表达感激。乡民派出代表到其住处索要相片，要把他的相片供奉在神庙里。为了铭记传教士的救助，平阳府（今山西运城）的秀才立了一块石碑，却刻下了这样的碑文：“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同上书，页121-122）好象“共舒民艰”的外国传教士们，都是感于满清皇帝的“恩被群生，光播四海”，才“咸来投诚”的“荒天僻野之民”。这样的碑文至今仍然符合主旋律。

近代启蒙学者郑观应在《筹赈感怀》一诗中，不仅鞭挞了满清官员贪污赈款，骄奢淫逸的做派，而且赞颂了外国传教士的赈灾行为：

人生如梦幻，富贵等云浮。惟立功德言，令名垂千秋。

嗟彼贪墨者，徇欲工阴谋。历年秉权利，聚敛谋为优。

锱铢必计较，大小一网收。爱财重于命，头白心未休。

不虑刑罚加，难逃神鬼仇。且为异族诮，抚膺诚可羞。

何如行善举，慷慨法欧洲。家财千百万，不为儿孙留。

或设大书院，或创育婴楼。或建工作厂，或为医院筹。

晋豫洊奇荒，饥民泣道陬。……

安得点金术，博施遍九州。……（《罗浮偫鹤山人诗草》卷一）

晋鲁两省民众的感谢，郑观应的名人赞颂，都是民间行为。对外国人行为的评价，从根本上取决于官方的看法。1878年，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曾国荃写信给他，以个人名义，并代表山西民众，向他表示感谢，信中充满赞美之辞。李提摩太说：“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22）他似乎知道，权力腐蚀人，荣誉同样腐蚀人。大概因为这一原因，无法找到这封信的原文。

1878年6月14日，李鸿章给朝廷报送一道奏折《外国捐赈请嘉奖片》（《李鸿章全集》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页81）。这则奏折较长，政策或建议层面有几条：

李鸿章

一是嘉奖外国捐助者。李鸿章提到多位外国捐助赈济者，比如巫来由国王（巫来由国，今属马来西亚）、香港之英国总督、新嘉坡之英国总督、日本使臣森有礼、日本善士竹添进一等人。建议朝廷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进行“道谢”，“可否请给‘乐善好施’匾额”。提议由驻英使臣郭嵩焘对“英国伦敦商民迭捐巨赀”表示致谢，并对“该国驻京使臣，传旨嘉奖”。

二是肯定传教士的赈灾活动。李鸿章指出，华北各省发生旱灾后，“各口流寓洋人捐集银数万两，由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带往散赈，办理颇协舆情。”且“上年晋、豫旱灾，……晋省饥民仍请李提摩太前往，会同该地方官绅查户散放。”由于朝廷曾有“设法劝阻”的指示，李鸿章解释说，李提摩太等人“三次解送银四万两，因系善举，未便劝阻”。

三是遵循赈灾国际惯例。李鸿章称：“西洋通商有约，各国遇有水旱灾荒，互相捐助赈济，乃交际之常情”。“现因北省奇灾，各国官商捐银捐米助赈，……并无他意，似亦无甚流弊。”因此，他建议朝廷，“西国遇有此等美举，该国王及外务衙门必向捐赈之国使行文称谢，无须另议酬答。”

四是排除瞿鸿禨的无稽指控。瞿鸿禨在上次奏折中，曾指外国传教士以赈济为名借机“收买流民妇女”。李鸿章作出澄清，已经“密确查察”，“实无其事”。应当说，李鸿章只是排除了瞿鸿禨“买卖妇女”的犯罪指控，并未涉及其更为要害的“动机”原罪。1878年6月17日，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请示——“著照所请”。

1878年7月，曾国荃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调查报告。调查是朝廷7月12日（六月十三日）的交办事项，其中涉及对瞿鸿禨上奏情况的调查，于是对李提摩太在山西的赈灾活动进行了秘密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话：

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今太原下辖县乡），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曾国荃全集》第3册，页574-575）

山西官方向总理衙门提交的调查报告，对李提摩太的赈灾行为作出评价——“均极妥协”，“诸称平顺”。报告中提到的“并无河南所奏情事”，是指瞿鸿禨所揣摩的传教士晋豫赈灾的动机问题，即“收拾人心”、“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之类。应当说，山西的报告否定了瞿鸿禨对传教士“动机”的揣摩——瞿鸿禨的确多虑了。至此，满清朝廷通过官方程序，证明了李提摩太这个传教士，并非侵略者，而是救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