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中国态度（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是什么事）_匈牙利_苏联_中国

本文目录

• 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是什么事
• 中国和匈牙利有多铁匈牙利力挺一票否决欧盟26国有何深意
• “匈牙利事件”后周恩来出访东欧有什么历史意义
• 匈牙利事件 布拉格之春
• 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评价
•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呢
• 波匈事件的中国影响
• 匈牙利事件，苏联有没有被中国暗算的嫌疑

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是什么事

匈牙利事件
(1956年4月至1958年7月)
苏波冲突还在调整中，1956年10月23日又爆发了匈牙利的反抗运动，由首都布达佩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开始，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而且演变成一场流血的暴力冲突,史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发生的这场斗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从冷战的意识形态出发未免存在种种政治偏见，处于不同阵营的国家对事件做了截然不同的评论。
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匈牙利事件的一批档案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后来匈牙利方面出版了这些文件，这就为人们进一步弄清苏联领导人同这次事件的关系提供了文件资料。本专题收集并翻译了有关这方面的文件106余件。这样，就为国内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苏联档案资料。从这些文件中可以了解匈牙利事件的渊源和事件发展的曲折过程。
历史上的匈牙利并非亲俄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苏联红军向东欧的胜利进军在匈牙利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以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受苏联人指挥的一批人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上层领导，占据了国家管理的要害部门，把斯大林的体制照搬到匈牙利，奉行一套取消其他政党、限制公民权利、以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和独裁方法管理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实行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国民经济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拉科西在匈牙利进行了远比东欧其他国家更为残酷的镇压。1949年把党的“民族派”领袖人物拉伊克及其他一些活动家以可疑的罪名处死或投入监狱。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拉科西的统治立即受到挑战。苏联的新领导人支持曾提出经济改革纲领的纳吉·伊姆雷取代拉科西出任政府总理。拉科西继续保留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着手进行改革。开始对非法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允许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经济上开始利用市场机制。1955年春天，拉科西取得苏联领导人的支持进行反攻，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后来还把他开除出党。这样便结束了匈牙利的“解冻”时期。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结束拉科西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改革的党内外人士要求为纳吉平反。苏共领导集团十分关注匈牙利的局势，几次派大员赴匈牙利帮助稳定局面。6月份，苏斯洛夫去仍采取支持拉科西的态度。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的局势更具爆发性。7月，米高扬被授予全权来到匈牙利，建议拉科西辞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米高扬也没有支持卡达尔接替这一职务，却同意选举拉科西的忠诚战友格罗为第一书记。党的领导人的这一改变并不能满足党内外主张改革者的要求，格罗也无力扭转匈牙利的局势，不久就去苏联休假以便同苏联领导人共同制订对策。
国内群众的情绪迅速高涨起来。10月6日，为恢复了名誉的拉伊克举行了悼念和迁葬仪式，有20多万人参加，波兰的哥穆尔卡顶住了赫鲁晓夫等粗暴干预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匈牙利人。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提出了十六点要求，包括撤走所有驻在匈牙利境内的苏联军队、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恢复纳吉的政治职务等内容。格罗谴责群众的广播讲话等于火上浇油。匈牙利保安部队在国家电台前向示威群众开火而引起了严重的巷战。和平示威演变成流血的暴力冲突，而且波及其他城市。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这天晚上格罗在取得苏联同意后把已恢复党籍的纳吉请到党中央，请他出任政府总理。
苏联领导集团对匈牙利的突发事件感到震惊，立即委派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克格勃领导人谢罗夫于24日来到匈牙利，坐镇处理这一事件。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滥施炮轰和射击,使斗争进一步激化。10月25日，米高扬又迫使格罗放弃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接替。同时还吸收卡拉伊和洛松奇、多纳特等纳吉的支持者进入党中央或担任政府部长。后来，米高扬等解除了格罗、赫格居斯的副总理职务，解除了巴塔国防部长、彼罗什内务部长的职务，把他们遣送到苏联去。本来，到这时在苏联领导人的同意或直接插手下已组成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纳吉为政府总理的新的领导班子。解决匈牙利动乱应该主要靠匈牙利人的这个新班子。但是，苏联人始终亲自出手。
匈牙利事件最后是由苏联军队平息的，这已是没有争论的事实。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苏联人一再坚持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苏联出兵是根据匈牙利政府的邀请；第二个是第二次出兵是由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这里收录的文件完全使这两个观点不攻自破了。
10月23日，匈牙利游行示威一发生，在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给苏联驻匈牙利的部队和驻喀尔巴阡军区以及罗马尼亚边境的部队下达了向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开进的命令。10月24日苏军就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而直到10月28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才向苏联政府电传了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信。据原来的匈牙利总理赫格居斯的回忆，这份邀请书由已经不是总理的他在10月26日签的字。所以邀请之说，难得自圆。
根据米高扬和苏斯洛夫10月26日向苏共中央的报告，纳吉通报说，一些群众代表团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纳吉也答应同苏联进行关于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谈判。尽管米高扬等不同意撤军，但纳吉作为政府总理有权提出撤军要求。10月27日，纳吉组成了自己的新政府，第二天他就向苏联方面提出撤军要求。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10月30日发回的电报中透露,10月29日夜里，纳吉委托召见安德罗波夫，询问：苏联军队继续向匈牙利开进的消息是否确实?是何种目的?安德罗波夫在当天的电报中也谈到了此事，时间是30日凌晨两点，受托询问人是匈牙利新外交部长霍尔瓦特。米高扬在电报中说，他回答纳吉：“到今天为止军队的到来是按协议进行的，一俟匈牙利政府能够控制局势，今后不再派更多的军队进入”。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其中宣布：“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在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的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可见，匈牙利政府提出苏军撤出，苏联已作了明确表态。而在10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却做出了第二次出兵的决定。为此，一方面委托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向兄弟党说明其理由；另一方面则委托朱可夫“制定行动计划”。至于纳吉11月1日提出退出华沙条约的声明，是在他发现苏联政府不顾自己10月30日的宣言，不顾匈牙利政府同苏联谈判撤军的具体安排，悍然命令大批苏军越过边界进入匈牙利，纳吉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一选择。所以，所谓第二次出兵是由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卡达尔是苏共领导同意了的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而且卡达尔在10月28日成立了新的主席团，包括卡达尔、纳吉、奥普罗、基什、明尼赫、桑托。卡达尔和明尼赫都在纳吉政府中担任重要部长职务。可是，在11月 1日夜里，卡达尔和明尼赫却被带到苏联，在那里组建了一个与纳吉政府相抗衡的新政府，配合苏军进入匈牙利。
文件证明，关于纳吉等人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按苏联的要求决定的。11月4日，纳吉等人躲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南斯拉夫政府和卡达尔政府达成了放纳吉等回家的协议。但当纳吉等人走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即被苏联军人押送到罗马尼亚。经过苏联和匈牙利政府的几番讨论，在1958年6月做出了一连串的判决：纳吉等4人被判处死刑，多纳特等5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涤，对于发生在匈牙利的这场悲剧，已有新的认识，至少应该说，这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导演的一场悲剧。

中国和匈牙利有多铁匈牙利力挺一票否决欧盟26国有何深意

6月以来，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欧盟内部又一项触及中国的谴责决议被否决，投票结果是26:1，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6国表示支持或者不反对，剩下独一一张反对票出自匈牙利，后者运用本人的投票权一票否决了这份决议。

这并不是匈牙利第一次这样做，2021年以来欧盟内关于“就香港事务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前后总共提出来三份，不过都被匈牙利否决了，匈牙利外交部对媒体表示：

“欧盟试图干预中国内政的尝试是徒劳无益，以至有害的；而且欧盟此前曾经发表过好几次相似的谴责声明了，并没有对理想形成任何影响，为什么还要再发一份这样的声明呢？”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此前一段时间，美国发起诸多盟友谴责、声讨中国，诸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这几个国度就蹦跶地很凶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却什么都没有做的缘由，多亏了匈牙利友人宝贵的反对票，让欧盟国度没能以分歧立场声讨中国为反华集团摇旗呼吁。

其实欧盟框架内与中国关系较为亲密的国度并不少，不过勇于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站队中国，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5月底的时分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访华，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会晤的地点选在了贵阳；王毅外长向西雅尔多引见了当地盛产的茅台酒的美名，西雅尔多说道：“固然我不喝酒，但为了两国友谊能够破例。”

这并不是嘴上说说，中国与匈牙利的亲密关系在很多中央都有表现；比方说疫苗范畴，匈牙利目前是欧盟框架内疫苗接种率最高的较多人口的国度就是说除了像梵蒂冈这种袖珍国度，匈牙利的疫苗接种率最高，这多亏了中国大量为其供给国药集团的灭活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几款疫苗与俄罗斯的“人造卫星V”疫苗并没有取得欧盟的运用批准，就是说欧盟并不愿意中、俄的疫苗停止背书与表达最根本的支持态度，而匈牙利成为了欧盟框架内第一个运用中国疫苗的国度，这就愈加难能可贵了。

要晓得，实践上中国与德国之间也曾经谈过疫苗方面的协作，最初的方案是中国提供技术支持，德国拜耳集团在伍德尔塔的药厂消费中国疫苗，但如今这个项目也是生死不明；固然没有明说，但是大约都能猜到缘由，主要是两个方面：

1.德国政府不希望中国疫苗进入与他们本国的药企开发的疫苗相竞争。

2.进口中国疫苗在政治上是有很大影响的，西方媒体肯定会将其渲染成中国对外输出影响力的行动；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意愿但是他们会这样说，不只如此我们能够想象那些媒体肯定还会说什么“德国政府向中国屈从”之类的话。

简而言之，采购中国疫苗同等于供认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供认了中国制造的优越性，供认了本国无力应对疫情这一事实。

固然说大家都晓得西方政府面对疫情大多表现挺差的，但是要是他们本人供认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显然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供认的，只能死鸭子嘴硬，假设说欧盟框架内最主要的指导者也就是德国，他们引进中国疫苗的话，其他国度的言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不引进中国疫苗？”

这是他们无法面对、无法接受的理想；所以重复权衡之下，只能回绝中国疫苗，哪怕他们的“阿斯利康血栓疫苗”和“辉瑞过敏死亡疫苗”说实话接种的风险性比拟大，凡是有的选择，人们都不愿意接种，但政府思索的问题更多，也只能“支持国产”了。

所以匈牙利引进运用中国疫苗，而且是高调地引进运用中国疫苗，这自身就是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一种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行动与宣传让中国疫苗在欧洲社会有了一些存在感；当然匈牙利对中国的支持还不止于此。

此前西雅尔多访华期间还宣布了另一项大事，关于匈牙利政府方案投资约2亿美圆建立药厂消费中国国药疫苗的项目，他们方案在2022年初完成疫苗的自给自足；当然这么多钱投下去肯定不可能仅仅是这点追求。

由于匈牙利的疫苗接种率很高，需求量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实践上后续匈牙利消费的中国国药疫苗大局部应该会寻求出口，实践上匈牙利是具备成为中国疫苗走进西方世界的一个桥梁的才能的。

而匈牙利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的支持当然也招致了一些欧洲国度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以为匈牙利的反对票违犯西方世界那一套价值观的，也有人以为匈牙利不应当反对大多数欧盟国度曾经达成的共识，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德国，他们没方法拿疫苗说事，就只能责备匈牙利投反对票这个事情。

德国外交部长米格尔·贝尔格发言称：“匈牙利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否决权阻止欧盟以分歧立场与态度发声的行为十分过火，欧盟应当对现有的投票方式停止变革。”

这就指出了问题的基本，并不是匈牙利的态度，而是欧盟现有的投票机制问题；毕竟匈牙利在欧盟体系之内并不算特别强大的国度，政治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他们具有所谓的“否决权”，自身的确有不合理之处。基本上讲，乃至于整个欧盟作为一个国度间联盟存在的问题，背后是整个欧洲支离破碎现状的表现。

欧盟的投票机制十分有趣，是一种“共识制”，简单地说：一份决议假如想要经过，必需得到全部27个国度的同意或弃权票，只需有一个国度投下反对票，这份决议就不能经过。

不难想象，在这种投票制度下，想要经过一份决议需求面对重重艰难，毕竟众口难调啊，更何况欧盟各国都有本人的利益，一切国度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至少是不反对，这自身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之所以选择这种投票制度，是由于欧洲国度间自身就是各自独立的，虽然欧洲一体化是一切国度的共识，代表了欧洲国度将来开展的基本利益，要坚持竞争力优势的必要开展方向；但欧洲国度间都有本人的小算盘，不希望本人国度的政治遭到欧盟的干预。

归根结底，就是这些国度又想享用欧洲一体化的益处，又不想付出欧洲一体化所需求的代价。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勉强地推进这个“欧共体”，就只能拿出不置可否的方法。“只需一个欧洲国度不同意，那就能够否决其他一切欧洲国度达成的共识”这种政治上十分奇葩的场面就是这样降生的。

这种投票制度的确很大水平上保证了各国的政治独立，但也让欧盟天生地具有一种支离破碎的倾向，也成为了美国干预欧洲政治的主要着眼点；比方说欧盟一个决议，美国不想让他经过，那就只需求向一个国度施压投下反对票就能够否决剩下26个欧盟国度的意见。

所以虽然早在2010年前后德国就有一种声音，以为推进欧洲一体化需求对欧盟停止变革，但时至今日这种声音也仅仅是声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个主张脱欧的德国极右翼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他们的口号就是这个：“要么欧盟变革，要么德国脱欧重建一个愈加合理，愈加契合欧洲国度利益的欧盟。”

很明显啊，德国能够没有欧盟，但欧盟不能没有德国，就像结合国不能没有五常一样；固然如今来看欧盟的投票制度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必然变革的，但可预见的将来，是多久以后的事情？没有人说得准，要说变革投票制度？美国肯定第一个反对，真变革了以后美国干预欧盟事务的本钱会比如今高很多。

而且，“谴责中国内政问题”，这曾经是欧盟内部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事情了！由于没有什么本钱，就动动嘴皮子；由于只是动一动嘴皮子，中国也不会搭理他们，所以他们也不担忧形成什么结果。

以致于这个行动渐渐地成为了“团结欧洲的方式”，就是说他们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国，并不是说真的就对中国有什么敌意，强调的点并不是“对中国的谴责”，而是强调“欧盟国度之间的分歧立场”，经过谴责中国的行为来表达欧洲国度分歧的态度。

就是说，“你谴责中国，我也谴责中国，所以我们是朋友。”这就是欧盟经常莫明其妙发表一些对华不当行动的缘由，和美、日、澳他们所做出的相似行为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

比方说在三次涉华决议中投同意票的德国，其实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很亲密的，华为参与欧盟5G根底建立，主要的几个牵头国度里就有德国。在最近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默克尔也坚决反对拜登请求的“七国集团应当以分歧立场谴责中国”。

他们为什么不跟着美国谴责中国，但又愿意本人去谴责中国呢？很简单，就是想要强调本人在欧洲的指导者位置，表达这样一种意义：

“固然说呢我们欧洲国度很愿意和你中国生意，但是呢，我们的态度是分歧的，你中国可千万不要想搬弄是非我们的关系！”

他们的这种担忧不论怎样说也不能算是完整没有依据，毕竟一个统一的欧洲究竟是一股不可无视的力气，世界上的主要权力或多或少也都在堤防着欧洲的统一；都不要说中国了，欧洲世界中心肠位的美国不断以来都在堤防欧洲统一；

美国固然尝试整合欧洲，但他们的这种整合，是请求欧洲国度盘绕美国的整合，而反对欧洲域内国度的自我整合。

就拿德国外长说的变革投票制度的事情，欧盟现有的这种不合理、荒唐的需求一切国度赞同的“共识投票制”当年不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吗？如今美国也是支持这种投票制度的力气之一。

应当留意，这并不代表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国与欧洲国度间闹得再凶猛，在很多问题上双方究竟是要更接近一些的，至少相比中、欧要更接近一些。我们说美国是霸权国度，说难听点欧洲要是整合起来了，依照西方一家亲的德行，和美国可能也差不多了几。

所以关于中国来说，欧盟这种团结的现状恰恰也是契合我们利益的。

说回匈牙利，难道真的仅仅只是中国疫苗走进西方社会的桥梁吗？出口疫苗自身就是释放影响力，是一种文化输出，换句话说，匈牙利也是中国向西方社会输出影响力与文化的重要桥梁；更直白一点地说：匈牙利是欧盟框架内中国利益的直接代理人。

匈牙利的反对票，不只仅是匈牙利的反对票，更是中国的反对票，是匈牙利在欧洲议会代表中国投下的反对票！

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欧盟内一些国度的影响力，还会比如今更强；比方说债务缠身的希腊，以及将来可能会参加欧盟的塞尔维亚，以及如今和中国关系亲密、仅次于匈牙利的意大利，他们将来都是能够代表中国投下反对票的国度。

2021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拜登还能够靠着卖利益、卖面子，最后拉着其他国度不甘愿地签字发表一份谴责中国的结合声明，但是以后还能不断这样吗？他们应该珍惜当下，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几年，那个时分的七国集团峰会，可能连这样一份意味性的“谴责书”都发不出来了。

“匈牙利事件”后周恩来出访东欧有什么历史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多事之秋，“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相继出现，整个这一系列事件基本上都是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所引起的，先是波兰发生了波兹南大罢工，由于赫鲁晓夫的及时出面干预，并指派驻在波兰的前苏联军队镇压，以坚决强硬的手段将这次事件压服了。

相邻的匈牙利也开始了反共、反苏的运动，1956年7月份，赫鲁晓夫撤销了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的职务，因为他拖延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扶持了格罗?埃洛上台。3个月后，又命令他出访南斯拉夫。他一走，国内立即大乱，纳吉组织召开了布达佩斯各大学会议，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在大学中取消马列主义课程，在裴多菲俱乐部和警察局建立起指挥部，数万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并向广播电台发动进攻，军队和警察也向议会和机关进攻，纳吉因此掌权，苏军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匈牙利释放政治犯，到处对共产党和积极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屠杀。这就是所谓“匈牙利事件”。后来前苏联军队镇压了叛乱，统一工农党在卡达尔领导下又建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1957年1月，“匈牙利事件”刚过去不久，整个匈牙利全国陷入一片空前的大动乱之中，人民情绪动荡不安，国家机构混乱而萧条，各种传闻不胫而走，经济困难困扰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物。周总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访问了匈牙利。虽然这一次访问时间短暂，只有一天，但因为时机不同平常，颇有患难见真情的深长意味。因此，它在中匈关系史上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周总理访问匈牙利是在出访其他国家的过程中临时增加的。1956年7月间，周总理就出访问题请示中央时，计划访问的国家只提到8个亚洲国家。周总理在请示上亲笔附注：“从阿富汗回国途中，是否经前苏联或者不经前苏联而仍经印缅回国，到时再定。”同时提出第二年春天访问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

11月29日，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我提出邀请周总理访苏。随后波兰大使于12月初向我提出，由于波兰大选在即，希望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访波，以示支持。中央考虑到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从加强他们的团结出发，在取得阿富汗、尼泊尔两国政府的谅解后，决定周总理先访问前苏联、波兰，再访问阿富汗、尼泊尔。

周总理访苏、波的消息一发出，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邀请接踵而至，匈牙利的邀请尤为殷切。

12月30日，匈牙科驻华代办沙尔约见张闻天代部长，一再表示，如果周总理同意访问匈牙利，将是对匈牙利共产党人、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的很大支持。沙尔还热诚地说：“周总理既然已经到了欧洲，即使在匈牙利只逗留一天，对匈牙利也是很大的支持，布达佩斯离莫斯科和华沙都很近。”

1957年1月7日，周总理抵达莫斯科，据说，赫鲁晓夫曾建议周总理访匈，帮助前苏联对匈牙利做工作。

1月8日，我外交部通知驻匈使馆，周总理决定率代表团访苏、波后赴匈访问一天。

关于访问活动的安排，他们考虑到匈牙利国内尚不安定，还有可能发生挑衅事件，所以建议：①事先不发消息；②不安排大型活动；③联合公报在离匈后发表。对这些建议，周总理均表示同意。

1月10日晚，匈、苏、中三方在莫斯科会谈，除了中国和匈牙利方面的人员如前，前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罗夫。会谈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匈联合公报问题。周总理指出，(1)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2)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3)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强调镇压反革命；(4)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我们不也还是在联合国外面吗，这样我们更多了一个联合国外面的朋友。

第二、赫鲁晓夫建议周总理访匈期间，举行几方高级会晤，由中国从中调解。周总理对此当即表示不同意见，并说，此事要与中央联系后再定。

第二天，在同卡达尔会谈时，周总理首先将他与毛主席通电话后商量过的一些设想告诉卡达尔，周总理说，毛主席的想法是：①现在邀请铁托到布达佩斯会晤不妥，因为铁托已邀请周总理访南，但又尚未成行，他很有理由要周恩来同志先去访问南斯拉夫；②万一铁托来布达佩斯，总共才有两天的时间，很难解决多少问题，我们要求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两天之内又不能解决，反而妨碍了我们访匈的任务；③这次访南时机尚不成熟，我们是同意访南的，我们准备将来对东欧进行第二次访问。

卡达尔对我们的考虑表示理解，周总理请他将此事转告赫鲁晓夫。

第三、关于向匈牙利提供两亿卢布贷款的问题。周总理答应先贷一亿卢布自由外汇，另一亿卢布的物资将在贸易谈判中解决。

这次三国会谈，涉及的问题不少，可以说是周总理访匈前的实质性准备。

周总理访问了莫斯科之后，率团访问了波兰。1月16日上午10时半，周总理率代表团乘图-104飞机离开华沙，11点半抵达布达佩斯，飞机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上。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匈方没有组织群众欢迎场面，但检阅仪仗队、致辞等一切照常，仪式显得简单而隆重。

下午1点半，周总理拜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道比，接着，在国会大厅举行午宴。下午4点，在建筑大厦召开了有1500名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会后双方正式会谈。晚上8点，赫德青大使举行答谢招待会，会后继续会谈，直到凌晨。

17日一清早，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8时，周总理率代表团返回莫斯科，继续访问。

这样的访问除了战争时期，在外交史上也许还不多见，总共访问时间不到24小时，却在不同场合先后讲话5次，与卡达尔会谈近7个小时。访问时间短暂，活动频繁，活动安排一项紧接着一项，几乎毫无间隙。一天工作下来，连年轻的同志都感到疲惫不堪，然而，对于周总理来说，这只是他一连串紧张访问中的一天，周总理对党的事业奋不顾身，不知疲倦地昼夜操劳，凡是随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深深感动，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周总理对匈牙利的这次出访，是“匈牙利事件”发生以来首次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正式访问。正如匈领导人一再表示的，访问本身就是对匈的有力支持。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中匈联合声明观点鲜明，对巩固建立不久的以卡达尔为首的新政权，对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对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都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当时，在我国国民经济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给匈牙利两亿卢布的经济援助，特别是一亿卢布的自由外汇，对帮助匈牙利克服经济困难也起了重要作用。

匈牙利事件 布拉格之春

匈牙利当时被苏联模式所控制，完全不遵照本国实际，一味的尊崇苏共的领导，走苏联模式导致后来国内矛盾激化，在经济陷入困境时，匈牙利实行改革，取得经济增长，改善了每况愈下的局面，首府布拉格即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其实此时其他苏联共同体成员国经济也陷入困境，人民怨声载道，早有改革和脱苏之愿，所以在看到匈牙利改革成功后，一触即发，其他成员国人民呼声高涨，迫于压力，执政党或改革或下台。

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评价

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定性为由拉科西等领导人“严重错误和罪行”引发的“反革命案件” ，但在东欧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1848年～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亦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1950年到1957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
这种类似“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持续了好几年。其间苏联虽然发生过斯大林逝世，新领导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对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未产生影响。与“蜜月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相适应，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则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尽管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却从未将“埋怨”上纲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开地互相抨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批评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时，中国的领导人却从未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都没有这样说过。其实，这并不奇怪。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却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不能不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像过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苏共是列宁缔造、斯大林领导的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头羊，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榜样。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国只能紧跟苏共和苏联，只能继续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不可能也不敢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有任何怀疑。即使对苏方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论、路线、政策上怀疑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蜜月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中共和新中国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的结果。
然而，中苏“蜜月关系”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中苏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变化。果然，从1956年初开始，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稍后，中苏“蜜月关系”也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了。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事实亦正是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等人觉得，若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赫鲁晓夫怎么会作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吗？！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肯定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可见，国家利益的冲突实际上促使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升级。再从上述争执的某些具体问题来看，有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利益，也涉及意识形态。如对中国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治问题。又如对美国的态度，既是外交问题，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中国当时反对苏美缓和时，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可能真正爱好和平，因而赫鲁晓夫热衷于讨好美帝国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进一步扩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国家利益的冲突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反过来，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围攻，以便压服中国的企图失败后，便进一步采取行动，撕毁了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和协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从而造成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更大冲突。1963年，也是为了在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中打击和报复中国，苏联改变了过去一直坚持的立场，决定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禁试核武器条约，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致使中国方面非常恼火，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些例子都说明，当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分歧和争执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致使争执陷于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就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当时的观点也不一定都对，但如前所述，双方对待分歧的做法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谨慎，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虽然也在内部互相争论和批评，但注意心平气和，不强加于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后，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双方都开始变得不冷静，变得武断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面对分歧，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方则是错误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争论中，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批评对方，却不注意考虑对方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更不愿作自我批评。二是强加于人，毫不妥协。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消除分歧的愿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内部会谈中，在一篇又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双方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声称对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观点，承认并纠正错误，分歧才能消除。结果，所谓的谈判、讨论均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双方均把对方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苏方指责中方“反苏”，中方则指责苏方“反华”。更糟糕的是，在争论中，双方都采取“鸡蛋里挑骨头”和“算旧帐”的作法，以图击败对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双方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弃同求异”，硬要找出所谓的“原则分歧”，大做文章。算历史旧帐，则是将过去的争执重新翻出来，以斥责对方。实际上事情早己过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恶感。三是无限上纲。分歧本来都很具体，涉及到一个一个具体内容，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去分清“是非”，即采取所谓“就事论事”的做法。然而，随着分歧的扩大，双方均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无限上纲”，将每一个分歧都上纲到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中方认为苏方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在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等等；而苏方也给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总之是帽子满天飞，纲越上越高。诚然，双方的分歧不能说没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但究竟什么是“真理”，不是自己说了就算数的，也不能靠“引经据典”来证明，更不能通过强加于人，通过无限上纲来判断，而只能由实践，由历史来检验。而实践与历史均证明，双方当年自以为正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争执中双方坚持的许多观点均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邓小平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四是不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在争执中，双方都指责争论是由对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卫反击”，只是行使“答复对方攻击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进行报复与反报复，结果必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谁也不愿退让一步，甚至认为退让就是“投降”，就是“屈服”于对方，如此“循环往复”，只能是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气氛越来越紧张，后果则越来越严重。
第三，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从而将争执引向极端，成为对中苏关系的致命打击。
众所周知，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最后发展到最高峰时，采取了大规模“公开论战”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公开论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既然双方如前文所分析，固执己见，毫不妥协，又把争执看得如此严重，势必要导致“公开论战”。一般地说，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也都有可能采取“公开论战”的做法。对“公开论战”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说，“真理愈辩愈明”，也不是毫无道理。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的“公开论战”却非同一般，应另当别论。首先，论战的规模之大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其次是论战的双方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党和大国，双方都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都拥有数亿支持者，并能通过当时堪称现代化传播手段，故影响广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双方均各执一词，对立之严重，矛盾之尖锐，态度之蛮横，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尽管这样大规模的“公开论战”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只是“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树木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论战一万年也无妨”，（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页。）但由于双方的态度并不正确，论战并不是真正讲道理，因而规模虽大，真理却没有愈辩愈明，任何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相反，大论战把本来浑浊不清的水搅得更浑了，把双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乱了，甚至由于大论战将意识形态分歧作为主要内容，反而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掩盖了；大论战还变成了大批判，双方在报纸上电台上互相骂来骂去，除了使双方的对立更严重，错误更深，更不愿妥协，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总之，公开大论战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识形态争执推向极端，对中苏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公开进行了大论战之后，中苏关系除了走向彻底破裂，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后来确实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在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双方又对分歧和争执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必须指出，笔者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分歧和争执也有“是”和“非”、正确与错误，也不完全否认有些“斗争”，如中国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就意识形态争执的主要内容和双方争论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在争执中，中苏双方谁应负更大的责任，则又须作具体分析，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
（三）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及对双方关系造成的危害，给人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地提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应尽可能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开，并且尽可能地谈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国家之间，既有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必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论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基本相同，还是根本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如此，且都会发生矛盾。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重，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虽然不能不考虑，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应尽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将国家利益的争端与意识形态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则，就可能重蹈中苏关系恶化、破裂的覆辙。
第二，对其他党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除涉及本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应当十分慎重，不要轻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评论。
这是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党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国情提出自己的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其他的党和国家因为经历、经验不同，也不大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情况，难以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想法，因而不应轻易地判断其是非，更不应以自己所谓的“原则”、“框框”去套人家，对人家指手划脚，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页。）
第三，如果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确实产生了涉及双方的重大原则分歧，而是非又比较清楚，正确的一方认为必须坚持，也应采取说理的态度，同对方进行讨论，或对对方进行适当的批评，同时允许对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地“求同存异”，而不应强加于人，不应无限上纲，并且尽量避免采取“公开论战”的方式去解决分歧。

波匈事件的中国影响

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是，坚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两个：其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

其二，毛泽东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感受到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虽然一方面又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在继续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之斗争的信念，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扩展资料：

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得到了积极意义上的启发，同时也受到消极意义上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在对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分析中，过分地看重了阶级斗争的因素。

同时把这一夸大了的阶级斗争形势运用于对国内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最后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波匈事件发生之初，毛泽东显然是注意到了这是斯大林时期大国大党沙文主义长期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但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帝国主义直接插了手，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国际上的反共高潮。

匈牙利事件，苏联有没有被中国暗算的嫌疑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没有任何关联！！！当时处于中苏蜜月时期，中国以苏联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