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必须把每一场音乐会
都弹到最好,这样才算是一个
职业钢琴家”
站在海南清水湾的游艇码头上,郎朗指着一圈围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是建设中的口岸联检中心,以后来这里旅游的人,进了口岸便能看到“郎朗音乐世界”了。
“郎朗音乐世界”目前已经完成了装修,这是他在国内开设的第六家钢琴学校了。曾经的恩师、刚刚过世的朱雅芬、格拉夫曼,包括父亲郎国任都参与过他的这个教育项目,学校的整个培养体系及专业师资都是郎朗参与建立的。
郎朗不仅监督学校运营等方面,每年也会在学校教授大师课,同时会在线上进行一些问答互动,他更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邀请一些国内和国际的音乐大师来音乐艺术世界授课、讲学和辅导成绩突出的琴童们。他说:“我必须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绝对不能只是挂个名就完事了。如果那样我可能就不做了,因为那样没有意义,对自己、对孩子都不负责任。”
2岁学琴、13岁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15岁签约IMG、17岁成名,从前的很多年,郎朗的梦想很明确,就是要做全世界最优秀的钢琴家。2019年7月24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这样一篇评论:“郎朗正处于从神童到成熟再到元老级艺术家的下一个升华阶段。”
如今年过四十,除了仍旧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飞扬起舞,他还想竭尽一己之力,更多地传播古典音乐,提高素质教育,助力下一代人的成长。为了使更多中国的孩子获得快乐学习音乐的机会和环境,郎朗带着对公益和艺术的初心,2018年在北京成立了郎朗艺术基金会,截至目前共捐赠了100间“快乐的琴键”音乐教室,合计1600余台智能钢琴,累计培训乡村及基层音乐教师1000余人次,为10万余名学生带去更优质的音乐教育。他说:“希望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也希望能培养出一些新的优秀钢琴家”。
“首先你得想明白为什么弹琴”
比“郎朗音乐世界”更早的时候,郎朗就创办了他的国际音乐基金会,迄今已经有15年,每年提供奖学金资助全球范围内具有音乐天赋、热爱钢琴的青少年,并通过音乐营、音乐周、音乐节等多种形式为广大琴童搭建学习、交流和演出的平台。
但活动做得久了,郎朗发现自己心中的愿景只靠一个基金会是无法达成的,还应该有一些实体,那就是建立自己的学校,这样很多想法就可以落实,很多计划就可以实施。他说:“我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个学习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个学校,就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体系。”于是,2012年,他在深圳创立了第一家“郎朗音乐世界”。“正好那时候深圳有意打造钢琴之城的形象,当时又在做大运会,而我是大运会的形象大使。除了做学校,深圳市政府还支持我做福田国际钢琴艺术节。”
第一年,郎朗就在这所学校教授了5堂大师课。在此之前,他还亲自对老师们进行了培训,并互相交流对音乐教育的看法,确保即将开展的课程能在他的构想中进行。郎朗说,他的学校要培养的是能够在舞台上表演的钢琴家,所以“教学理念必须是最先进的,而且老师必须有丰富的演奏经验,光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深圳之后,“郎朗音乐世界”接连又在杭州、上海、北京、青岛四个城市落地。十年过去,从这五间学校走出的学生中有许多已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等知名音乐学府,还有一些更是在世界各大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说起这些,郎朗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自信:“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还是挺出人才的。”
这些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理性价值观的树立,这也是郎朗想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传递出去的最根本的东西:“首先你得想明白为什么弹琴,这一点家长们要深思熟虑。如果连这个都没想明白的话,就会有些盲目,也会很容易遇到挫折就退却。每当我们看到弹得好的人,要问下他为什么弹得那么好。家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启发和引导孩子如何去热爱钢琴,要想尽各种办法让孩子为爱钢琴而弹钢琴、要为内心的喜欢而弹,而不是被逼着弹,或不情愿的弹。”
郎朗为四川汶川的孩子捐赠了9间音乐教室
郎朗以自己为例说道:“我从小对音乐敏感度很高,能体验到音乐给我带来的灵感,这给了我一种动力——我想好好弹、想弹得有进步。(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愿意练琴的,当然有少数时间不愿意练,想玩,毕竟是小孩,很正常。”在他看来,如今社会上对于钢琴学习是有一些误区的:“有的朋友会认为只有特别狠地练琴才能有钢琴家出来,实际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很难有驱动力。要让孩子们多听音乐、多进音乐厅、多接触与音乐有关的事情。”
在郎朗成长的过程中,众所周知,他父亲当年的督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郎朗现在却有些更深的理解和看法,也很值得现在的家长们参考:“以我现在的心态来讲,的确,我觉得有些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狠’。但实际上我爸更多的是引导我对钢琴的兴趣和喜爱。我爸经常带我去图书馆查资料、收集唱片、听讲座、听其他老师上课、听音乐会、看其他同学练琴、也一起讨论曲子、研究未来的路,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激发我的创造性,保持对热爱音乐的激情。所以说理念、心态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努力肯定不行,但努力并不只是一个‘狠’字,或者说‘狠’并不是努力的全部。更多的是对音乐的引导、发自内心的喜爱以及多元化的学习,这对成为钢琴家是绝对有益处的。”
改变
这些年,郎朗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20岁的时候,我想多弹一些技巧性强的曲子,比如2007年的时候,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里弹了十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协奏曲。现在不会了,我已经弹过了,而且我想更多地把我对音乐的深度理解弹进去。”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改变。早年时,郎朗只要十指触碰琴键,他总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兴奋的状态。而在父亲的训练中,这种特质还得到了强化。比如很小的时候,父亲会经常突然叫醒正在睡觉的郎朗,要求他立刻开始弹奏某个曲子,他会迅速地从迷迷糊糊的状态转换到激情澎湃当中。久而久之,郎朗也喜欢起伏性大、技巧性强的乐曲。这也恰恰成就了他。
改变首先与年龄有关。“以前我觉得一定要做满,越多越好,要在屋里展示我所有的玩具。”郎朗说,年轻的时候他需要用这种形式来刺激自己,给自己打一剂加强针,但从35岁以后开始觉得有些厌倦了:“干吗呀,每天都这样超负荷值得吗?现在赶紧减点,太多了,自己看着都别扭。一个人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就是适度地把握自己的追求。”
也是在35岁那年,他开始重新研究琢磨一些曲子,包括那首一直深藏于心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是巴赫1742年的晚期作品,全曲包含三十首起落喜悲的变奏和两首周而复始的咏叹调,几乎包括了卡农、赋格、舞曲在内的所有巴洛克时期音乐体裁,被称为音乐史上规模最宏大、结构最复杂的变奏曲。
郎朗从小没少练习这首长达1个多小时的曲子。17岁那年,他在芝加哥拉维尼亚“世纪明星音乐会”一举成名之后,曾在晚宴上演奏过一次,75分钟一气呵成,令在场的指挥家、演奏家们大为惊叹:小小年纪,就能演奏如此高难度的曲子。但这次演绎在他的演奏生涯里几乎是唯一的。其后,他就再没有触碰过这首变奏曲,但一直心怀敬畏,念念不忘。为了演奏好这部伟大的作品,郎朗拜德国著名古钢琴家为师学习装饰音,同时潜心研究巴赫乐谱里工整严密的结构。“这必须沉下心来,多一些思考。”他还专程去了趟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这里是巴赫生前担任指挥的地方,也是安葬他遗体的地方。坐在巴赫使用过的双层羽管键琴前,郎朗庄重地弹奏了一段,透过原始巴洛克乐器发出的声音,他终于找到了破解这支变奏曲密码的灵感。在后来发布的专辑里,除了录音室版本,他也把这一段的现场录音收录了进去。
2020年3月1日,德国威斯巴登音乐厅,郎朗举办了第一场《哥德堡变奏曲》的独奏会。他用一个半小时弹完了整部变奏曲,成为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个版本。当最后一个音符余韵荡尽,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般激动兴奋过,也从来没有这般如释重负过。对比20年前的那场弹奏,这一次的旋律中已有了许多松弛、自由和变化。
英国《泰晤士报》曾这样评价郎朗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展示的是一个成熟而个性化的钢琴家,完全与巴赫的天才融为一体”。英国另一家著名的音乐评论刊物《留声机杂志》也不吝赞美之词:“郎朗的哥德堡版本给我们带来的是等同于音乐界的罗伯特·阿尔特曼或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电影史诗。”
前不久,郎朗在加州圣巴巴拉著名的格拉纳达剧院举行《哥德堡变奏曲》独奏会,最后全场观众站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圣巴巴拉著名钢琴教授杰西卡说:“如果巴赫听了郎朗的哥德堡变奏曲,都会佩服他不可思议的声部交替对位运用。”
“我必须把每一场音乐会都弹到最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郎朗的脚步又稍稍放缓了一程。这段时间里,他结了婚也有了孩子,还参加了一些音乐活动、电视节目。正在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他,看上去沉稳、随性了许多,更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对于来自社会上的一些质疑,比如“古典音乐家该不该上电视综艺节目”,郎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上不上电视节目,不是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标准。不是说这个人上了电视节目,他就不是钢琴家了,或者说这个人出名了,就不是一个严肃的音乐家了。作为一个钢琴家,有几个衡量的标准,首先是看他一年弹奏过多少场重要的音乐会,这些音乐会的现场效果怎么样,其次要看他的曲目量有多大,还要看他跟哪些世界著名乐团长期合作、在世界哪些音乐厅和音乐季、音乐节的系列里多次演奏过,等等,这些都是些硬指标。就像一个球星,要看他参加过哪些著名的球赛、进了多少球、多少助攻、传球率突破率有多少。”
事实上,郎朗一直处于繁密的演出行程中。过去很多年里,他的生活节奏经常是坐飞机到达一个城市,然后练琴、演出,后半夜睡下,第二天中午醒来,再奔向机场赶往下一个城市。今年,在参加了央视、北京卫视、辽宁卫视、山东卫视、河南卫视五台春晚之后,他短暂地陪家人过了一个春节,便又飞往华盛顿,以一场肯尼迪中心的独奏会开启2023新一轮全球巡演。之后,他又陆续在斯坦福大学、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大厅、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等地标性场地,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旧金山爱乐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合作演出;4月,120天的独奏巡演将在西安、苏州、上海、福州等国内城市举行;6月,重返欧洲,在德国、荷兰、奥地利巡演9场;下半年,迪士尼专场将会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奏响……
“我喜欢弹音乐会,如果不弹,我感觉生活都会黯然失色。我肯定会弹到弹不动的那天为止。”郎朗说。过去,他向来以高密度音乐会著称,通常一位演奏家一年最多举行五六十场音乐会,但郎朗的纪录达到过140场。就连他在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导师格拉夫曼都说过:“哪怕霍洛维茨也无法从体力和情感上应付一年120场以上的音乐会,但郎朗却做到了。他一年能弹120场至140场,同时还能做很多其他事情。”
但如今,郎朗更看重每一场音乐会的质量。他一方面缩减一年音乐会的数量,另一方面更注重把古典音乐作品的内在精髓和丰富色彩弹奏出来。郎朗不间断地在艺术上追求新高度、探求新境界,以至《洛杉矶时报》这样评价他:“他可以与殿堂级钢琴家们古尔德、霍洛维茨、阿格里奇相提并论。他与这些钢琴家拥有共同的个性、诗性、独特性、惊人的技艺以及迷人的音乐性。”
最近,郎朗在斯坦福的独奏音乐会更爆出每个家庭限购2张的“严格规定”。场场爆满、场场舞台加座的现象在当今古典乐坛当属奇观,而郎朗则习以为常。日前,洛杉矶乐评家托尼·弗兰克尔在听完郎朗另一场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后评论道:“超级巨星郎朗将格里格钢琴协奏曲带到了极乐世界的境界。”
年少成名,郎朗已见惯风雨,而今他已渐渐平静。他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必须把每一场音乐会都弹到最好,这样才算是一个职业钢琴家。”即使今天,他对自己要求都很苛刻,有时某一天少练了一会儿琴,他都惴惴不安,警告自己:这么做太不对了。第二天,他就会把昨天缺失的练琴时间补回来。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认真、不去追求了,马上就会退步。艺术不欺人,也不等人,你不做,就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郎朗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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