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清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 ——辜鸿铭

辜鸿铭

“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婚于东洋，仕于北洋”这是对辜鸿铭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他一生所学融会贯通了东西方的思想，西方曾经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

1857年7月18日，是的，正是165年前的今天，这位清末怪杰在马来西亚岛西北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榔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中出生了。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马来西亚，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不但有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同时还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夫妇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并自幼便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西方著名文学家的作品。

后来布朗夫妇返回英国，实在放不下辜鸿铭，于是和辜紫云商量能否带辜鸿铭前往英国接受教育，作为补偿，他们会把橡胶园赠送给辜家。能让儿子接受当时最先进的教育，辜紫云自然是求之不得，走之前，父亲辜紫云再次将他叫到祖先牌位前，郑重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另外还有两件事，第一，你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年幼的辜鸿铭似懂非懂，只将这番话记在了心上。自此，年仅十三岁的辜鸿铭漂洋过海，开始了他的西洋生活。

1867年，辜鸿铭跟随布朗夫妇到达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这里布朗先生给他规划了未来的求学之路”，布朗先生对他说：“孩子，你可知道你的祖国正被放到砧板上，而侵略者正举起屠刀，预备分而食之。我如果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而不是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我希望你学贯东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随后布朗便为辜鸿铭安排了学习规划：“数学、物理学、化学好懂，我先教你学数学，再教你学物理和化学。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学、历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辜鸿铭也并没有让布朗先生失望，来到英国后他延续了对文学的兴趣，考取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系，一路读到硕士。史料记载，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并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随后辜鸿铭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这时的他已经在西方颇有名气，所谓的国王、将军、总督、车夫、乞丐都被他用犀利的语言评点过，成为著名的“金脸罩铁嘴皮”。

阔别家人11年后，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辜鸿铭回到了槟榔屿，这个年轻的混血青年，早已远离了父亲的教诲，变成了西方绅士的模样。

然而，正是这样的西式着装，使他在新加坡遇到了“知己”马建忠。马建忠是清朝中后期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是最早一批可以谈论留学西洋、汇通中西的新式才人，辜鸿铭听闻其在国内是大儒，却又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人士，心生好奇，便前去拜会。

这次的好奇心，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二人畅谈了三天三夜，马建忠认为辜鸿铭这样的少年英才不应该只学习西洋文化，而是应该将中西方的文化融会贯通，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反哺中国，他告诉辜鸿铭，祖国正在遭受列强侵略，需要他们这些人才的帮助。辜鸿铭深以为然，决意学习中国儒学，将中西结合，为中国走出一条新路。但是离开了中国这个大环境来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痴人说梦，于是在1881年，辜鸿铭随着英国人马哈的探险队来到中国，第一站先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已经被英国殖民40余年，但是这里的人员构成却依然是以中国人为主，在这样一个洋人与中国人共存的地方，辜鸿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驻足于此，先探索融入怎样做一个中国人。

在香港，辜鸿铭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的古典书籍，他感慨道：“道在是矣！”

1885年，在回福建探亲的游船上，能够跟外国人谈笑风生的辜鸿铭受到了杨玉书的关注，杨玉书乃是广州候补知府，奉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之令前去打探中法战争的情报，没想到情报还没打探，先看上了辜鸿铭。

在杨玉书的引荐下，辜鸿铭成为了张之洞的幕僚，在承担对外文书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海量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他也在将中国的传统经典翻译成外语，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光是“四书”他就翻译了三本《大学》《中庸》《论语》，等到林语堂出国留学时，辜鸿铭的译本已经成为了国外许多大学的教材，辜鸿铭的译本能从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离不开辜鸿铭自己的思想，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辜鸿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十三年的西洋游学经理让他更加清楚如何便于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文化。

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学习越来越深入。1915年他出了一本名为《中国人的精神》的书籍，书中说：“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这样的观念在受到一战破坏，心中悲愤难平的欧洲自然是影响巨大，他从此成为了中国对外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也是人们口中的“清末怪杰”。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社会流传着文章开头的那段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泰戈尔、托尔斯泰、毛姆等众多上个世纪最顶尖的文学创作者纷纷与他交好，各界名流前往中国进行交流时必定要拜访他，但是“怪杰”的“怪”和“狂儒”的“狂”可并非浪得虚名，这位怪人并不一定愿意接待他们，毕竟怎么能随便西方人拜访呢?

但辜鸿铭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虽然接受了那个时候最先进的教育，但是却坚持着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他一生都不愿意剪去自己的辫子，誓死要保存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他生长于西洋，等待长大成人后才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思想很快就会定型，在他的观念里，传统文化与封建伦理纲常，忠君爱国思想是绑定在一起的，如果要否定封建文化，就等于要将他的思想全盘否定，对于一个思维观念早已定型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都离不开清政府的支持，“忠君思想”早就刻在了他的脑中，他坚持封建帝制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中国的一种象征。

而这也注定辜鸿铭在北大这样的新思想阵地无法长久，而辜鸿铭与北大最为尖锐的矛盾来自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中国各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北大学子更是呼声愈高，主动带头发起游行。但作为北大教授的辜鸿铭却公开在英国人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北大学生是“野蛮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在那个众多新思想迸发，有识者争相抗争的时期，辜鸿铭走在与时代相反的路上，纵然北大以“思想开放”为主旨，也无法一直容忍他。最终在蔡元培离职后，辜鸿铭这位“清末怪杰”也离开了北大，自此这位老学究退出了中国的舞台。

辜鸿铭离开北大后选择去往日本，他认为日本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在日本可以大展拳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辜鸿铭到了日本后，凭借自己在中外各界的名声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礼遇，日本的名流争相拜访他，借此机会，他在日本各地发表了多次演讲，反响热烈，一时间在日本风头无两。但天有不测风云，呆了几年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国内，他被日本已经展露出来的野心所震惊，对此失望无比的他只能无奈地又回到国内。

1928年，辜鸿铭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一生的起起落落，最终只剩一句：“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这位清末怪杰，将他的毕生所学都献给了步履蹒跚的旧王朝，他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缩影，那个时代，革命热潮如火如荼，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肆意生长着；在我们欢呼封建的大山被推倒时，这些人怅然若失，他们是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接的产物，注定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捍卫着传统的荣光，最后也必将随旧时代而去；辜鸿铭的最后一根辫子代表着他对旧时代最后的念想，他的逝去也代表着旧时代在与新时代的斗争中彻底消亡，他是大清最后的卫道士，也是最忠诚的守墓人。